#Uber #驾驶员 #正式员工 #工会 #司机
【美国加州法官裁决Uber和Lyft须将驾驶员列为正式员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法官当地时间10日裁决,打车服务公司Uber和Lyft必须将其驾驶员认定为正式员工而非独立承包商。
今年5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以及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检察官针对Uber和Lyft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了新劳工法案AB-5,即加州今年早些时候生效的“第5号议会法案”。
该法案规定,如果企业控制工人的工作方式,或者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企业正常业务的一部分,则企业必须将工人认定为正式员工。在该法案之下,网约车驾驶员应被归类为公司员工,而非目前的独立承包商。作为正式员工,驾驶员将可以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并有权组织工会。
路透社报道称,旧金山高等法院的法官伊桑·舒尔曼表示,如果驾驶员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带薪病假、探亲假、失业保险和工伤补偿保险等员工福利,公众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伤害。
他表示:“这些伤害不是抽象的,它们是对活生生的劳动者造成的真实伤害。被告不能因为企业规模很大,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就去逃避法律责任。”(中国新闻网)
【美国加州法官裁决Uber和Lyft须将驾驶员列为正式员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法官当地时间10日裁决,打车服务公司Uber和Lyft必须将其驾驶员认定为正式员工而非独立承包商。
今年5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以及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检察官针对Uber和Lyft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了新劳工法案AB-5,即加州今年早些时候生效的“第5号议会法案”。
该法案规定,如果企业控制工人的工作方式,或者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企业正常业务的一部分,则企业必须将工人认定为正式员工。在该法案之下,网约车驾驶员应被归类为公司员工,而非目前的独立承包商。作为正式员工,驾驶员将可以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并有权组织工会。
路透社报道称,旧金山高等法院的法官伊桑·舒尔曼表示,如果驾驶员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带薪病假、探亲假、失业保险和工伤补偿保险等员工福利,公众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伤害。
他表示:“这些伤害不是抽象的,它们是对活生生的劳动者造成的真实伤害。被告不能因为企业规模很大,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就去逃避法律责任。”(中国新闻网)
#西德 #东德 #女性 #工作时长
【为什么东西德的女性工作时长还是如此不同?统一后30年,东德女性仍然更可能全职工作】
通常,“自然实验”使学者们非常兴奋,实验会将两组人分开,让这些科学‘呆子’能够比较他们他们的行为。就像对进入不同家庭的双胞胎的研究一样,战后分裂的德国和最终统一的德国可以看作是一个实验。10月3日,统一30周年纪念前,德国经济研究所关于上班族母亲的报告,揭示了影响工作决定的政策和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1990年,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合并时,很多幼儿的母亲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东部地区的预期寿命和收入要低得多,但共产主义至少确实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成果中更大的性别平等。在国家政策和政党意识形态的鼓舞下,母亲和父亲工作的可能性基本一样,而且大多数都是全职工作。在西德,国家和教会鼓励妈妈留在家里,不到一半的人从事有薪工作,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兼职工作。
三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两个显著事实。首先,自统一以来,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全职工作的幼儿的东德妇女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一半以上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德国有更多女性在兼职。其次,东西德差异仍然存在。东德母亲在专职工作中所占的份额是西德的两倍多。结果,东德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7%,而西德的差距为22%。该报告认为,政策和态度共同解释了这样的趋势。
政策,似乎可以很好解释东德全职工作的崩溃。尽管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统一德国的政策(如FRG的政策)仍然假设女性首先是妻子和母亲。对已婚夫妇进行联合征税,为配偶提供免费共同保险,为“迷你工作”提供税收减免,或低小时工作合同,可能对鼓励西德女性增加工作时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不利于东德女性全职工作。
态度,可能可以解释东西德工作小时数的差异:统一30年后,东德女性更认同全职工作的妈妈。这与早期的发现相吻合,即东德人更可能对两性角色有平等的看法。
但是,态度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引人注目的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东西德女性比起老一辈更不认同全职工作母亲,这推翻了年轻女性更热衷于工作的观点。 她们的观点也许受她们面对的政策影响。 报告的作者之一Katharina Wrohlich还怀疑,这一转变标志着年轻女性对GDR(东)双重收入模式和FRG(西)的单一收入模式的排斥。 她说:“相反,年轻一代似乎渴望一种半就业模式。”她认为,政策可能需要
【为什么东西德的女性工作时长还是如此不同?统一后30年,东德女性仍然更可能全职工作】
通常,“自然实验”使学者们非常兴奋,实验会将两组人分开,让这些科学‘呆子’能够比较他们他们的行为。就像对进入不同家庭的双胞胎的研究一样,战后分裂的德国和最终统一的德国可以看作是一个实验。10月3日,统一30周年纪念前,德国经济研究所关于上班族母亲的报告,揭示了影响工作决定的政策和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1990年,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合并时,很多幼儿的母亲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东部地区的预期寿命和收入要低得多,但共产主义至少确实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成果中更大的性别平等。在国家政策和政党意识形态的鼓舞下,母亲和父亲工作的可能性基本一样,而且大多数都是全职工作。在西德,国家和教会鼓励妈妈留在家里,不到一半的人从事有薪工作,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兼职工作。
三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两个显著事实。首先,自统一以来,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全职工作的幼儿的东德妇女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一半以上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德国有更多女性在兼职。其次,东西德差异仍然存在。东德母亲在专职工作中所占的份额是西德的两倍多。结果,东德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7%,而西德的差距为22%。该报告认为,政策和态度共同解释了这样的趋势。
政策,似乎可以很好解释东德全职工作的崩溃。尽管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统一德国的政策(如FRG的政策)仍然假设女性首先是妻子和母亲。对已婚夫妇进行联合征税,为配偶提供免费共同保险,为“迷你工作”提供税收减免,或低小时工作合同,可能对鼓励西德女性增加工作时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不利于东德女性全职工作。
态度,可能可以解释东西德工作小时数的差异:统一30年后,东德女性更认同全职工作的妈妈。这与早期的发现相吻合,即东德人更可能对两性角色有平等的看法。
但是,态度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引人注目的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东西德女性比起老一辈更不认同全职工作母亲,这推翻了年轻女性更热衷于工作的观点。 她们的观点也许受她们面对的政策影响。 报告的作者之一Katharina Wrohlich还怀疑,这一转变标志着年轻女性对GDR(东)双重收入模式和FRG(西)的单一收入模式的排斥。 她说:“相反,年轻一代似乎渴望一种半就业模式。”她认为,政策可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