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经历了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骇人之事，弄得我把一杯饮料全洒在了自己的T恤上。（说是这么说，但其实用不着某件怪事来害我，我就能把饮料泼在自己身上，我就想喝口水而已。）
造成这场“倾泻”事件的源头就是我拨打了某个政 府部门的电话——具体来说，是美国社会保障局——居然有真人接电话了。 我本来是准备平心静气地等待录音电话告诉我：“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每15秒中断。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 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一直就这样到晚饭时间。
所以当嘟声响了270遍之后，一个真人的声音响起，请你想象一下我的惊讶程度。他问了我个人的具体情况，然后说：“抱歉，比尔，有电话进来，请稍等。” 你发现了吗？他叫我“比尔”，而不是“布莱森先生”，不是“先生”，不是“伟大的纳税人”，而是“比尔”。
两年前我还认为直呼人家名字有点无礼，可是现在我发现我爱上这样的称呼方式了。 有的时候，美国人生活中的某些不拘礼节和亲切热情还真考验我的耐心。
去餐厅吃饭，侍者会告诉你，他的名字叫鲍伯，今晚由他为你服务，这时我拼命抑制自己不要脱口而出：“鲍伯，我就要个奶酪汉堡包，我不想和你拉关系。”
可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这种方式了，因 为我想这似乎是某种基本理念的象征。 你看，在美国下级见了上级不用行礼致敬，这里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人都一样，没有谁比谁好这回事。我认为这是自豪心理的表现。来我家收垃圾的叫我比尔；我的医生叫我比尔；我孩子学校的校长也叫我比尔。 他们都不对我行礼，我也不对他们行礼。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相处之道吧。
旅居英国的时候，我十多年来就没换过会计。我和那位女士的关系十分友好，但只限于工作范围之内。她从来都称呼我为“布莱森先生”，而我也一直叫她“克雷斯维克太太”。我 刚搬回美国的时候，曾和一位会计师通过电话约好时间会面。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比尔，非常高兴你能自己找过来。”我们俨然已经是好兄弟了。现在我每次看到他总是会问他的孩子如何 。
美国人的相处之道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我们所居住的汉诺威镇是个大学城，本地的私立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相当贵族化的大学，可是你永远猜不到的是，大学里的所有运动场地全部对居民开放，不像英国的牛津或者剑桥，学校所有的 产业并不真正对公 众开放，然而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其实是公立大学，归整个国家所有。你可以试试在那极短的对外开放时间之外进入牛津大学，去图书馆里转转，或者是随便哪个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就有好戏看了。
而达特茅斯学院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为整个小镇提供的服务和便利简直无微不至。我女儿就在学院的溜冰场溜冰，我儿子的高中田径队大冬天就在学院的室内田径场训练。学院的霍普金斯中心是行为艺术馆，经常放映电影或者上演现场表演，欢迎公 众参与。昨天晚上我还和孩子一起去那里的大屏幕上看了场《西北偏北》[1]，散场后我们又去学生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块奶酪蛋糕。所有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或者持有特别许可证，更不会有人让你感觉自己在这里是私闯禁区或者不受欢迎。
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的日常交往带上了一些坦荡磊落和人人平等的意味，对此我非常仰慕，因为它把古板沉闷的气氛从生活中驱走。
不过有一点是这种风气解决不了的，那就是当你太太的社会保障号码被搞丢了以后，想办法再去要回来的时候。由于填写 税务表格急需她的社保号码，等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回来继续接我的电话时，我给他解释了原因。毕竟他刚才称我为“比尔”，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问题应该能解决。
“对不起，”他开口了，“但是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你的意思是，社保卡所有者？”
“正确。”
“可是她是我太太啊。”我气急败坏。
“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回答，“如果我就是我太太，你就会在电话里把她的号码 告诉我？”
“正确。”
“可是，如果有人假扮成她来打电话呢？”
短暂的犹豫：“我们通常假定致电咨询的个人就是那个特定个人所代表的个人。”
“那请稍等一下。”我思考了一分钟。我太太出门了，所以没法叫她来 ，可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然后我又拿起话筒，用自己正常的声音说：“你好，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请您将我的卡号告诉我，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收敛的笑声。“我知道是你，比尔。”那个声音说。
“不是，真的不是。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我能要回我的号码吗？”
“我不能给你。”
“那如果我学女人的声音说话，你会改变主意吗？”
“恐怕不会。”
“我来问你，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太太的号码是不是 现在就在你面前的电脑屏幕上？”
“是的。”
“可是你还是不告诉我？”
“恐怕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比尔。”他听上去很严肃认真的样子。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美国政府雇员去徇私枉法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没有强 求，而是问他知不知道白T恤上沾了草莓汽水汁怎么去掉。
“发酵粉，”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浸在溶液里一晚上，马上就没了。”
我向他道谢，然后挂了电话。 当然如果他真的把我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我会更高兴。不过，至少 我也算交了个朋友，而且他说的发酵粉的方子很管用，我那件T恤简直焕然一新。
#全民蠢萌的美國 #公事公辦
造成这场“倾泻”事件的源头就是我拨打了某个政 府部门的电话——具体来说，是美国社会保障局——居然有真人接电话了。 我本来是准备平心静气地等待录音电话告诉我：“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每15秒中断。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 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一直就这样到晚饭时间。
所以当嘟声响了270遍之后，一个真人的声音响起，请你想象一下我的惊讶程度。他问了我个人的具体情况，然后说：“抱歉，比尔，有电话进来，请稍等。” 你发现了吗？他叫我“比尔”，而不是“布莱森先生”，不是“先生”，不是“伟大的纳税人”，而是“比尔”。
两年前我还认为直呼人家名字有点无礼，可是现在我发现我爱上这样的称呼方式了。 有的时候，美国人生活中的某些不拘礼节和亲切热情还真考验我的耐心。
去餐厅吃饭，侍者会告诉你，他的名字叫鲍伯，今晚由他为你服务，这时我拼命抑制自己不要脱口而出：“鲍伯，我就要个奶酪汉堡包，我不想和你拉关系。”
可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这种方式了，因 为我想这似乎是某种基本理念的象征。 你看，在美国下级见了上级不用行礼致敬，这里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人都一样，没有谁比谁好这回事。我认为这是自豪心理的表现。来我家收垃圾的叫我比尔；我的医生叫我比尔；我孩子学校的校长也叫我比尔。 他们都不对我行礼，我也不对他们行礼。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相处之道吧。
旅居英国的时候，我十多年来就没换过会计。我和那位女士的关系十分友好，但只限于工作范围之内。她从来都称呼我为“布莱森先生”，而我也一直叫她“克雷斯维克太太”。我 刚搬回美国的时候，曾和一位会计师通过电话约好时间会面。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比尔，非常高兴你能自己找过来。”我们俨然已经是好兄弟了。现在我每次看到他总是会问他的孩子如何 。
美国人的相处之道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我们所居住的汉诺威镇是个大学城，本地的私立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相当贵族化的大学，可是你永远猜不到的是，大学里的所有运动场地全部对居民开放，不像英国的牛津或者剑桥，学校所有的 产业并不真正对公 众开放，然而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其实是公立大学，归整个国家所有。你可以试试在那极短的对外开放时间之外进入牛津大学，去图书馆里转转，或者是随便哪个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就有好戏看了。
而达特茅斯学院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为整个小镇提供的服务和便利简直无微不至。我女儿就在学院的溜冰场溜冰，我儿子的高中田径队大冬天就在学院的室内田径场训练。学院的霍普金斯中心是行为艺术馆，经常放映电影或者上演现场表演，欢迎公 众参与。昨天晚上我还和孩子一起去那里的大屏幕上看了场《西北偏北》[1]，散场后我们又去学生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块奶酪蛋糕。所有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或者持有特别许可证，更不会有人让你感觉自己在这里是私闯禁区或者不受欢迎。
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的日常交往带上了一些坦荡磊落和人人平等的意味，对此我非常仰慕，因为它把古板沉闷的气氛从生活中驱走。
不过有一点是这种风气解决不了的，那就是当你太太的社会保障号码被搞丢了以后，想办法再去要回来的时候。由于填写 税务表格急需她的社保号码，等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回来继续接我的电话时，我给他解释了原因。毕竟他刚才称我为“比尔”，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问题应该能解决。
“对不起，”他开口了，“但是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你的意思是，社保卡所有者？”
“正确。”
“可是她是我太太啊。”我气急败坏。
“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回答，“如果我就是我太太，你就会在电话里把她的号码 告诉我？”
“正确。”
“可是，如果有人假扮成她来打电话呢？”
短暂的犹豫：“我们通常假定致电咨询的个人就是那个特定个人所代表的个人。”
“那请稍等一下。”我思考了一分钟。我太太出门了，所以没法叫她来 ，可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然后我又拿起话筒，用自己正常的声音说：“你好，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请您将我的卡号告诉我，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收敛的笑声。“我知道是你，比尔。”那个声音说。
“不是，真的不是。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我能要回我的号码吗？”
“我不能给你。”
“那如果我学女人的声音说话，你会改变主意吗？”
“恐怕不会。”
“我来问你，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太太的号码是不是 现在就在你面前的电脑屏幕上？”
“是的。”
“可是你还是不告诉我？”
“恐怕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比尔。”他听上去很严肃认真的样子。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美国政府雇员去徇私枉法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没有强 求，而是问他知不知道白T恤上沾了草莓汽水汁怎么去掉。
“发酵粉，”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浸在溶液里一晚上，马上就没了。”
我向他道谢，然后挂了电话。 当然如果他真的把我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我会更高兴。不过，至少 我也算交了个朋友，而且他说的发酵粉的方子很管用，我那件T恤简直焕然一新。
#全民蠢萌的美國 #公事公辦
#全民蠢萌的美國 #邻人友善
这个星期我本来打算写点现代美国生活令人痛恨的方面，或者其他什么。这时候，布莱森太太（恕我直言，她是位受人尊敬的女士）给我端来一杯咖啡，顺便读了读电脑屏幕上的头几行，然后嘟囔着“可恨、可恨、可恨”，然后拖着步子转 身走了。
“请再说一遍，我带露的英伦玫瑰。”我叫她。
“你老是在那个专栏里抱怨。”
“可是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纠正，博阿迪西亚[1]的女儿，我那甘美诱人、脸泛桃花的美人儿，”我又平静地添了一句，“还有，抱怨就是 我的工作。”
“你也只会抱怨。”
对不起，这话可说得不太对。我相信在这些专栏文章里我曾经赞扬过美国的厨房垃圾处理器，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表扬过镇上邮局，因为在它“顾客回馈日”给我提供免费点心。可是她的观点也有点道理。 美国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值得称赞，比如我能想起的就有《权利法案》[2]《信息自由法案》[3]以及免费续杯这三点——可是这三样没有哪一点比美国人的热情友善更加显而易见。
我们刚搬来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小镇的时候，居民 欢迎我们的那种热情架势让我们觉得，好像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就是因为没有我们而一直郁郁寡欢一样。他们送给我们蛋糕、馅饼还有美酒。不止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就是花大价钱买下史密斯房子的人吧。”我想这大概是新英 格兰传统欢迎辞吧。
我们的隔壁邻居得知我们要外出就餐时，便提出异议，他们声称搬到新家的第一个晚上就去餐馆吃饭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然后坚持让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似乎喂饱多出来的六张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一样。
那时我们的家具正在集装箱里，从利物浦漂洋过海经埃及塞得港、肯尼亚蒙巴萨岛以及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一路运往波士顿途中，因此我们暂时没有睡觉的床，没有坐的椅子，也没有吃饭的餐具。当这个消息在镇上传开的时候，就不断地有热情友好 的陌生人（有些人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把东西搬上门，给我们送来椅子、台灯、桌子，甚至还有一台微波炉。
这简直让人惊讶万分，而且一直都如此。今年圣诞节我们去英国待了十天，回到美国家中已是深夜时分了，肚子 饿了打开冰箱一看，居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我们准备好了必需品和糖果，花瓶里还添了水换上了新鲜的花。这种事情从未间断过。
不久前我和孩子去达特茅斯学院看篮球比赛，我们到的时候比赛正要开始，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跟了一条队伍。一 会儿，有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你是排队等买票吗？”
“不是，我站在这里是让队伍显得更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回答，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说，“是的。”
“你把这个拿着吧。”他说着就塞了两张票给我。
我总是对时势做出愚蠢的错误理解，长此以往，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肯定有鬼。“多少钱？”我警惕地问。
“不是，不是，你就拿着吧，是免费的。我们看不了比赛，你看。”他指了指外面的车，已经发动起来了，有位女士坐在乘客座位 上。
“真的吗？”我说，“那太感谢你们了！”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便追问：“你们特地开车到这里来送出两张票吗？”
“不这样的话，票就浪费了，”他带点歉意地说，“好好欣赏比赛。”
我们镇上最为特别的一点就是没有犯罪事件，我是说，一起罪案都不曾发生过。大家会随意地把价值500美元的自行车斜靠在树下就去购物。
如果有人真的偷了车，我想车主肯定会跟在贼后面边跑边喊：“用完之后，麻烦请你还到威尔逊大街32号好吗 ？注意第三挡——有点不太活络。”
这里没有人给任何东西上锁，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着实被吓了一跳。房产经纪人带我去看房子，停车时她从不锁车门；甚至是我们去餐馆用餐，她还是不锁，还把手机留在司机座位上，后座上还有几个购物袋。 看某座房子的时候，她发现带错钥匙了，然后自信地说：“后门应该没锁。”
果然如此。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里所有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我们认识的有些人出去度假根本不锁大门，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大门钥匙在哪儿，甚至根本搞不清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大 门钥匙。
现在你可能会动脑筋想，为什么这地方没有成为盗贼的天堂呢？我想原因有两个：首先，这里没有可以销赃的地方。如果你在新罕布什尔州悄悄走近某人问：“要汽车音响吗？”那人一定会盯着你看，仿佛你是个疯子，然后回答：“不要，我已 经有汽车音响了。”接着他们会向警察报案——第二点就是——警察会跑过来向你开枪。
当然，这里的警察不会朝人开枪，因为没有罪案他们犯不着开枪。这就是良性循环的一个例子，尽管罕见，但令人内心温暖。我们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不过刚搬来 不久，我曾经对一位在纽约大都市长大，却在这里住了二十年的女士感叹这里的友善宁静。她用手扶住我的胳膊，似乎要分享一个大秘密一般对我说：“亲爱的，你已经不在真实世界里了，你在 #新罕布什尔 。”
这个星期我本来打算写点现代美国生活令人痛恨的方面，或者其他什么。这时候，布莱森太太（恕我直言，她是位受人尊敬的女士）给我端来一杯咖啡，顺便读了读电脑屏幕上的头几行，然后嘟囔着“可恨、可恨、可恨”，然后拖着步子转 身走了。
“请再说一遍，我带露的英伦玫瑰。”我叫她。
“你老是在那个专栏里抱怨。”
“可是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纠正，博阿迪西亚[1]的女儿，我那甘美诱人、脸泛桃花的美人儿，”我又平静地添了一句，“还有，抱怨就是 我的工作。”
“你也只会抱怨。”
对不起，这话可说得不太对。我相信在这些专栏文章里我曾经赞扬过美国的厨房垃圾处理器，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表扬过镇上邮局，因为在它“顾客回馈日”给我提供免费点心。可是她的观点也有点道理。 美国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值得称赞，比如我能想起的就有《权利法案》[2]《信息自由法案》[3]以及免费续杯这三点——可是这三样没有哪一点比美国人的热情友善更加显而易见。
我们刚搬来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小镇的时候，居民 欢迎我们的那种热情架势让我们觉得，好像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就是因为没有我们而一直郁郁寡欢一样。他们送给我们蛋糕、馅饼还有美酒。不止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就是花大价钱买下史密斯房子的人吧。”我想这大概是新英 格兰传统欢迎辞吧。
我们的隔壁邻居得知我们要外出就餐时，便提出异议，他们声称搬到新家的第一个晚上就去餐馆吃饭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然后坚持让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似乎喂饱多出来的六张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一样。
那时我们的家具正在集装箱里，从利物浦漂洋过海经埃及塞得港、肯尼亚蒙巴萨岛以及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一路运往波士顿途中，因此我们暂时没有睡觉的床，没有坐的椅子，也没有吃饭的餐具。当这个消息在镇上传开的时候，就不断地有热情友好 的陌生人（有些人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把东西搬上门，给我们送来椅子、台灯、桌子，甚至还有一台微波炉。
这简直让人惊讶万分，而且一直都如此。今年圣诞节我们去英国待了十天，回到美国家中已是深夜时分了，肚子 饿了打开冰箱一看，居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我们准备好了必需品和糖果，花瓶里还添了水换上了新鲜的花。这种事情从未间断过。
不久前我和孩子去达特茅斯学院看篮球比赛，我们到的时候比赛正要开始，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跟了一条队伍。一 会儿，有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你是排队等买票吗？”
“不是，我站在这里是让队伍显得更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回答，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说，“是的。”
“你把这个拿着吧。”他说着就塞了两张票给我。
我总是对时势做出愚蠢的错误理解，长此以往，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肯定有鬼。“多少钱？”我警惕地问。
“不是，不是，你就拿着吧，是免费的。我们看不了比赛，你看。”他指了指外面的车，已经发动起来了，有位女士坐在乘客座位 上。
“真的吗？”我说，“那太感谢你们了！”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便追问：“你们特地开车到这里来送出两张票吗？”
“不这样的话，票就浪费了，”他带点歉意地说，“好好欣赏比赛。”
我们镇上最为特别的一点就是没有犯罪事件，我是说，一起罪案都不曾发生过。大家会随意地把价值500美元的自行车斜靠在树下就去购物。
如果有人真的偷了车，我想车主肯定会跟在贼后面边跑边喊：“用完之后，麻烦请你还到威尔逊大街32号好吗 ？注意第三挡——有点不太活络。”
这里没有人给任何东西上锁，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着实被吓了一跳。房产经纪人带我去看房子，停车时她从不锁车门；甚至是我们去餐馆用餐，她还是不锁，还把手机留在司机座位上，后座上还有几个购物袋。 看某座房子的时候，她发现带错钥匙了，然后自信地说：“后门应该没锁。”
果然如此。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里所有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我们认识的有些人出去度假根本不锁大门，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大门钥匙在哪儿，甚至根本搞不清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大 门钥匙。
现在你可能会动脑筋想，为什么这地方没有成为盗贼的天堂呢？我想原因有两个：首先，这里没有可以销赃的地方。如果你在新罕布什尔州悄悄走近某人问：“要汽车音响吗？”那人一定会盯着你看，仿佛你是个疯子，然后回答：“不要，我已 经有汽车音响了。”接着他们会向警察报案——第二点就是——警察会跑过来向你开枪。
当然，这里的警察不会朝人开枪，因为没有罪案他们犯不着开枪。这就是良性循环的一个例子，尽管罕见，但令人内心温暖。我们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不过刚搬来 不久，我曾经对一位在纽约大都市长大，却在这里住了二十年的女士感叹这里的友善宁静。她用手扶住我的胳膊，似乎要分享一个大秘密一般对我说：“亲爱的，你已经不在真实世界里了，你在 #新罕布什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