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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奶茶店监控判密接：进店口罩戴着，出店怎么不见了？】

昨晚（13日）召开的上海第110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增2例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某奶茶店成为焦点。疫情发生后，‌上海的防疫部门迅速启动，‌落实对密接、次密接和风险人群的管控。仍有不少网友好奇，‌奶茶店是一家连锁店，‌而顾客人来人往，‌如何判定密接和次密呢？为何这次管控人群这么多呢？

“有人买了一杯奶茶，‌就被判定密接了；有人觉得店里太热，‌摘下了口罩；还有人进店明明口罩戴好好的，‌出店时口罩不知去向！”参与流调工作的一名防疫工作人员小陈告诉记者，‌和同事一起看了数小时的监控画面来进行研判，‌眼睛紧紧盯着阳性人员和顾客之间发生了什么。她发现，‌尽管很多人都有戴口罩的习惯，‌但经常有人“戴了个寂寞”，‌最后突然“掉链子”，‌增加了密接的数量，‌是令人惋惜甚至生气的。

小陈告诉记者，‌在监控画面中，‌她发现有两位结伴前去买饮料的顾客。点完单两个人还避开人群，‌走到了角落里去等候。本来想着把这两人判为高筛的，‌谁料剧情突然“反转”，‌其中一人可能嫌店内较热而摘下了口罩，‌还前去取餐了，‌又和阳性人员聊了几句。“看到这里，‌只能判密接了。”小陈说，‌“类似的情况还不少。想到多了一个密接，‌就要拍大腿，‌真恨不得时光倒退，‌再帮顾客把口罩戴上，‌可惜来不及了。”

小陈坦言，‌看监控发现，‌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有戴口罩意识的，‌防护习惯较好，‌但总是人阴差阳错输在细节上。比如，‌两位顾客在店里是有口罩的，‌点完单出去溜达了一圈，‌再回来取奶茶，‌口罩神奇般地“消失”了！还有人拿到奶茶后突然拉下口罩，‌插上吸管直接喝了两口……

每多判定一个密接，‌就会多N个次密接，‌和一堆风险管控人群，‌对于防疫部门来说，‌工作量是成几何倍增长的。因此，‌小陈表示，‌戴口罩不是应付，‌不规范戴等于没戴。在商场点单、购物等都要规范戴好口罩，‌绝对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比如点单时，‌要和陌生人保持社交距离、推荐无接触扫码点单，‌等候期间也不要摘下口罩，‌尽量不要堂食。尽管看起来似乎“麻烦”了一些，‌却是为自己、为他人省去了更大的麻烦。

当然，‌判密接是一门技术活，‌不仅仅是看有没有戴口罩，‌还取决于和阳性人员的距离、交流的时间等。小陈谈到，‌假如阳性人员没有戴好口罩，‌有人上前讲话，‌距离比较近，‌都会判为密接。而她在最近的工作中也发现，‌很多外卖小哥的口罩佩戴也不是很规范，‌就让流调人员更加“心惊肉跳”。

小陈说，‌外卖人员属于特殊人群，‌他们的防护工作应当更加细致。“一些外卖小哥口罩挂在下巴上，‌鼻孔露在外面，‌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如果进店铺拿了东西就走全程不交流那还好；但很多时候，‌餐食没做好，‌他们还会跟店员、同行聊上几句，‌风险就增大了。”小陈表示，‌外卖人员接触的店铺多、人员多，‌除了做好防护外，‌还推荐无接触配送。因为开门收外卖还戴口罩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可以和外卖人员电话联系，‌放在指定位置。(光明网 @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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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

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里，其工作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等多区，辗转了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有网友据此称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该无症状感染者岳某，‌1978年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本在山东威海捕鱼船做船员，一年能赚五万多块钱，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儿子走失，因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他就来到北京寻找。在此之前，为了找儿子，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寻找儿子的同时，他都会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次在北京待了40多天，跑遍了北京东五环、南五环，赚了一万多块钱。

在他老家，岳某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也在最近摔断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目前都在山东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儿子还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压力较大，”一个人养六口人“，而且父母也不是低保户。他表示，”一个月没有一万多块钱根本养不起“。

岳某表示，在北京的这些天，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联系装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楼是1块，要是上楼就加钱，比如3楼，‌一袋就是3块，4楼，一袋4块。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种建筑垃圾，给搬车上，打扫干净，最后送到专收建筑垃圾的垃圾站。

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他就在凌晨出发，‌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他表示，”干的都是体力活，一次能赚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觉，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再出去找活，这样就能多挣点。“

为节省开支，他住在石各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月租金700元。岳某的一名河南同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石各庄住了不少他们的同乡，大都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工作，“都是凌晨干活，很辛苦很累”。

1月17日，岳某曾去寄上访信，”我家住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我大儿子在距离家50公里的一个食品厂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妈，食品厂主任把他送到汽车站，然后他走丢了，就突然不见了，也没上汽车。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当月15号，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调监控找人，他们说这是成年人，不给定位手机，两三天后，‌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至于调监控，他们说只管车，不管人，也不给调。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又到北京。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现在没任何希望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

他此前也去医院停尸房打听过，”2021年10月12日，他们看我上访，‌说有个尸体是我儿子，让我去荣成市第二医院认尸。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我儿子身高1米74，很瘦，长脸。我就觉得不是我儿子。我说要化验尸体的骨头，‌他们也不愿意。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我了，别给我添加负担了。“

他表示，”这个死尸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过派出所，‌他们说不是我的儿子。我一上访，他们为了结案，就说是我的儿子。我儿子丢的时候19岁，今年21岁。他上到初二就不上学了，非常内向，不是很机灵的人，很忠诚很实在。我觉得他是被人骗走了。“

问起返程的事情，他说：”干了一年活，儿子也找不到，‌疫情也紧张了，就想回去。现在，我花414块钱买的车票还没有退。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要给我钱，我说不能要你的钱。这两天，我的手机停机了，疾控中心还给我充了150块钱话费。他们都挺好。“

最后他表示，”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我找孩子，到现在花了好几万。打工都是打零工，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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