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十三月评论
今天跟大家分享复旦大学陈雁老师的论文《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https://telegra.ph/hjshforlwnw-09-12
这篇论文发表于十年前,我却是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上第一次读到。在一般印象里,中共“一大”是一段与女性参与毫不相干的“男性”历史。而陈老师从挖掘“一大”背后的女性参与者入手,进一步拷问女革命家的身影是如何在中共早期党史中被抹去的。
文章脉络清晰,爬梳细致,文字感染力强,非常值得一读。读罢文章,我感到一种“如鲠在喉”的憋屈,一种混合着悲凉和愤怒的情绪。就比如说这一段:
【中共早期重要的理论家蔡和森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一文中有个有趣但很少被人关注的说法:“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后,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织。”1930年,李立三向中央报告党史时再次提到了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中有“一个女的”,“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卢,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蔡和森和李立三都先后担任过党内的最高职务,他们在追溯上海党组织发起时都提到有 “一个女人”,显然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但是这个“始终不知姓名”的神秘女人 ,却至今无考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小组的成员,有些后来加入的、松散附属的都有详细考证, 但却未有片言只语提及“一个女人” 。】
一位中共草创最初期的上海党组织共同发起人,居然成了被人忘记姓名、也没人知道下落的“一个女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这篇论文发表于十年前,我却是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上第一次读到。在一般印象里,中共“一大”是一段与女性参与毫不相干的“男性”历史。而陈老师从挖掘“一大”背后的女性参与者入手,进一步拷问女革命家的身影是如何在中共早期党史中被抹去的。
文章脉络清晰,爬梳细致,文字感染力强,非常值得一读。读罢文章,我感到一种“如鲠在喉”的憋屈,一种混合着悲凉和愤怒的情绪。就比如说这一段:
【中共早期重要的理论家蔡和森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一文中有个有趣但很少被人关注的说法:“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后,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织。”1930年,李立三向中央报告党史时再次提到了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中有“一个女的”,“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卢,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蔡和森和李立三都先后担任过党内的最高职务,他们在追溯上海党组织发起时都提到有 “一个女人”,显然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但是这个“始终不知姓名”的神秘女人 ,却至今无考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小组的成员,有些后来加入的、松散附属的都有详细考证, 但却未有片言只语提及“一个女人” 。】
一位中共草创最初期的上海党组织共同发起人,居然成了被人忘记姓名、也没人知道下落的“一个女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Telegraph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文 | 陈雁,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过程、召开时间与地点、参加人员、会议详情以及转移的故事,因当时并未留下任何档案文字资料,诸多细节均靠日后回忆重新构建。目前得见的中共“一大”亲历者最早发表的回忆文章是陈潭秋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该文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一大”历史文件的流传有俄文和英文两个管道。前者指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移交的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其中有三…
Forwarded from 维生素E|经济学哲学知识分享播客 (V E)
教你如何掌握流量密码:
1.找一个表示发生学机制的或者数字1的同义词
例如:元,太一,底层,第一,首席,源初,源始,初始
2.找一个表示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整体词汇
例如:宇宙,结构,生态,循环,系统,知识,逻辑,认知,认识,原理,效应
3.排列组合
恭喜你,找到了下一个互联网黑话风口
#每日语言辨析
#学哲学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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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需要向别人解释某个概念的时候,所谓「专业」的做法,到底是「释义准确」还是「让人听懂」?这里的区别其实与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有关:如果你是一名研究者,那么显然「释义准确」更专业;而如果你是营销人员,那么做到「让人听懂」才是专业的体现。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边有人在说比特币是像股票一样的投资对象,另一边也会有人指出两者的价格机制是如何不同。实际上,这种区别更深层的根源,是一种目的上的差异——「释义准确」是为了界定对象,而「让人听懂」其实是想引发共鸣与认同。
看到昆明有个路段每天都很多人骑车摔倒,结合我多年的摔车经验,那里大概率是有两段相互连接的道路存在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如果刚好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就会导致两轮车发生侧翻。
Forwarded from Flux Chat
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很纠结,也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起因是看大野一雄晚年作品,他因为身体原因几乎没有什么动作,但是确实非常动人。
很多朋友都分享,这种感动是因为他衰老的身体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以及微弱动作之中的能量。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一个机器人,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也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机器人,我们还会一样感动么?
没有必要说做不到一模一样,我基本可以确信技术一定能做到一模一样。也没有必要说什么没有灵魂,我们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灵魂连结」也是通过外在连结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机器人的表演不动人么?
我想,它一定是动人的。
但是,问题在于,那个一模一样的模子是哪里来的?
即使是一个满足「图灵」完整性的生成性算法,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巧合,自己实现了同样的东西,但是又由谁来决定呈现这个瞬间呢?不要告诉我每个瞬间都呈现,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所谓创作和表演了。
很多朋友都分享,这种感动是因为他衰老的身体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以及微弱动作之中的能量。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一个机器人,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也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机器人,我们还会一样感动么?
没有必要说做不到一模一样,我基本可以确信技术一定能做到一模一样。也没有必要说什么没有灵魂,我们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灵魂连结」也是通过外在连结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机器人的表演不动人么?
我想,它一定是动人的。
但是,问题在于,那个一模一样的模子是哪里来的?
即使是一个满足「图灵」完整性的生成性算法,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巧合,自己实现了同样的东西,但是又由谁来决定呈现这个瞬间呢?不要告诉我每个瞬间都呈现,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所谓创作和表演了。
马东给伊利做的广告,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的监测比喻为「细水长流的关心」,并把选礼物能力等同于对父母的了解程度与关爱程度,你觉得合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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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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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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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和柏浪涛的区别在于,罗翔其实更擅长从立法/法理的角度理解刑法(以致于有些实践中的矛盾他只能滑过去),而柏浪涛更擅长从司法/适用法律的角度理解刑法(以致于有些理论都没讲对)。这也体现在了两人对居委会大妈的不同态度之上。
http://culture.ifeng.com/c/7oo1j6zssro
“当第一批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简称SSRIs)药物在美国上市,相应地,日本人认为它们是强化美国人尊崇的人格特点的一类猛药。一位著名的日本精神药剂学家这样形容各类型药物如何与不同的文化叙事相辅相成抑或背道而驰:“日本的文化系统更加谦卑且彼此合作——人们更多地协作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安非他命的问题要比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严重得多;我们对改变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也更敏感于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夸张行为。镇静类药物在日本人眼中就比较没有问题……日本人宁可选择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刺激的药物,比如,百忧解。”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在这么强大的文化力量下,难怪主流制药企业一开始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根本没有SSRIs的市场。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患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这种信念,加上对提升情绪和让人性格开朗的药物的疑心,使得SSRIs的市场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些公众信念很快就要改变了。”
“葛兰素史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人员仍然把抑郁症翻译成忧病(Utsubyô),而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无法治愈的天生精神病性抑郁。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抑郁,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重复说,就好像kokoro no kaze,好像“心理上的感冒”。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来的这句话。有可能它最早出自潼口健一郎的那档黄金时段的抑郁症特别节目。那个节目里面说,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就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稀松平常。
不管它最先出自哪里,“心理感冒”这个词很对制药公司的胃口,因为它有效地同时传达了三个信息。第一,它暗示“忧病”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种严重疾病,所以也不应该带有任何社会羞耻感。谁会看不起一个得了感冒的人呢?第二,它表示服用抗抑郁药的决定可以很简单,就好像买咳嗽糖浆和抗过敏药一样不必多虑。第三,这个词传达了一种意思,就是和感冒一样,抑郁症也是很常见的。谁没有时不常地伤风感冒过。
尽管广告里面不能说出具体的药,制药公司还是可以在公共服务告示里面钻空子,鼓励人们对抑郁症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在这些广告里面,SSRI 制造商更进一步地试图拉开抑郁症与日本精神科医生大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心源性抑郁症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葛兰素史克的电视广告里面放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站在一片草地中间,问:“已经有多久了?你开始担心这或许是抑郁症?”借着画面切换,自动手扶梯上有一位女性,然后是一个中年的白领男子从公车窗子向外凝视。画外音建议说,如果你过去一个月都觉得心情低落,“不要拖延,去看医生”。
北中认为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这里把抑郁说得“含含糊糊,定义不清,尽可能地可以套用在大部分人身上,也尽可能让大部分身体不适都和它可以沾的上边……唯一把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与一般抑郁情绪区分开来的似乎就是‘症状’的时间长短(一个月)”。
市场营销人员所说的抑郁症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它很显然地囊括了早先所谓“忧郁型人格”的经典情绪和行为表现。于是,抑郁这个标签就跟着有了一些令人称赞的特质,比如对他人的福祉非常敏感啦,敢于在家人或群体当中维持异议啦。这么一来,如此抑郁就表示一个人有着对别人深深共情的天性。
为了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日本公众,这些SSRI制造商采取了各种技巧和渠道。各大公司的营销人员复制并广泛发表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鼓吹抑郁症的攀升,特别是那些对SSRIs药效有溢美之词的文章。这些公司还赞助了好几本美国的抑郁症畅销书被翻译过来,这些书也都有提到抗抑郁药的使用。”
“当第一批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简称SSRIs)药物在美国上市,相应地,日本人认为它们是强化美国人尊崇的人格特点的一类猛药。一位著名的日本精神药剂学家这样形容各类型药物如何与不同的文化叙事相辅相成抑或背道而驰:“日本的文化系统更加谦卑且彼此合作——人们更多地协作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安非他命的问题要比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严重得多;我们对改变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也更敏感于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夸张行为。镇静类药物在日本人眼中就比较没有问题……日本人宁可选择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刺激的药物,比如,百忧解。”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在这么强大的文化力量下,难怪主流制药企业一开始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根本没有SSRIs的市场。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患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这种信念,加上对提升情绪和让人性格开朗的药物的疑心,使得SSRIs的市场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些公众信念很快就要改变了。”
“葛兰素史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人员仍然把抑郁症翻译成忧病(Utsubyô),而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无法治愈的天生精神病性抑郁。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抑郁,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重复说,就好像kokoro no kaze,好像“心理上的感冒”。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来的这句话。有可能它最早出自潼口健一郎的那档黄金时段的抑郁症特别节目。那个节目里面说,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就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稀松平常。
不管它最先出自哪里,“心理感冒”这个词很对制药公司的胃口,因为它有效地同时传达了三个信息。第一,它暗示“忧病”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种严重疾病,所以也不应该带有任何社会羞耻感。谁会看不起一个得了感冒的人呢?第二,它表示服用抗抑郁药的决定可以很简单,就好像买咳嗽糖浆和抗过敏药一样不必多虑。第三,这个词传达了一种意思,就是和感冒一样,抑郁症也是很常见的。谁没有时不常地伤风感冒过。
尽管广告里面不能说出具体的药,制药公司还是可以在公共服务告示里面钻空子,鼓励人们对抑郁症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在这些广告里面,SSRI 制造商更进一步地试图拉开抑郁症与日本精神科医生大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心源性抑郁症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葛兰素史克的电视广告里面放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站在一片草地中间,问:“已经有多久了?你开始担心这或许是抑郁症?”借着画面切换,自动手扶梯上有一位女性,然后是一个中年的白领男子从公车窗子向外凝视。画外音建议说,如果你过去一个月都觉得心情低落,“不要拖延,去看医生”。
北中认为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这里把抑郁说得“含含糊糊,定义不清,尽可能地可以套用在大部分人身上,也尽可能让大部分身体不适都和它可以沾的上边……唯一把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与一般抑郁情绪区分开来的似乎就是‘症状’的时间长短(一个月)”。
市场营销人员所说的抑郁症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它很显然地囊括了早先所谓“忧郁型人格”的经典情绪和行为表现。于是,抑郁这个标签就跟着有了一些令人称赞的特质,比如对他人的福祉非常敏感啦,敢于在家人或群体当中维持异议啦。这么一来,如此抑郁就表示一个人有着对别人深深共情的天性。
为了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日本公众,这些SSRI制造商采取了各种技巧和渠道。各大公司的营销人员复制并广泛发表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鼓吹抑郁症的攀升,特别是那些对SSRIs药效有溢美之词的文章。这些公司还赞助了好几本美国的抑郁症畅销书被翻译过来,这些书也都有提到抗抑郁药的使用。”
凤凰网
像我们一样疯狂:被营销出来的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抑郁症可以被治疗”“抗抑郁药能够缓解抑郁症”……这些关于抑郁症的信念,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像我们一样疯狂》一书中,作者却提醒我们,上述观点是过于简单的。他告诉我们:现行的精神疾病诊疗体系是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以美国经验为主导的,而这一诊疗体系被移植到其他文化中时,可能会面临失效的风险,甚至对当地人造成更大的创伤。
https://archive.ph/PZX9Z
永远不要规训弱者,我们要做的是向上问责,个人的力量在制度面前不值一提,我们要做的不是满足于“谁不怕死,谁敢闹大,谁就能获得公道”,而是“哪怕你懦弱,胆小,羞耻,不愿闹大,但只要你受害了,就有完善保密有效的维权通道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永远不要规训弱者,我们要做的是向上问责,个人的力量在制度面前不值一提,我们要做的不是满足于“谁不怕死,谁敢闹大,谁就能获得公道”,而是“哪怕你懦弱,胆小,羞耻,不愿闹大,但只要你受害了,就有完善保密有效的维权通道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archive.ph
Derfall的广播
archived 23 Sep 2021 00:20:11 UTC
想到《清单革命》这本书,其实本意也是希望医疗单位这类组织和监管系统能够应用「清单管理」(比如最近的疫苗和核酸检测就很需要清单),而不是个人在搞什么「任务列表」。
Douban
清单革命 (豆瓣)
图书清单革命 介绍、书评、论坛及推荐
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希望自己、我们的家人可以获得「幸福」。这其实是把幸福等同于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但是这对于我们具体应该如何生活帮助并不大。
类似地,当我们说要支持「女性保护自身权利」的时候,这句话本身也并没有说明你具体要支持的东西是什么。作为一种立场的表态,它非常地常见,但作为一个真正想要推动改变的人来说,这种表态实际只是抽象的姿态,而做事永远只能是具体的。
类似地,当我们说要支持「女性保护自身权利」的时候,这句话本身也并没有说明你具体要支持的东西是什么。作为一种立场的表态,它非常地常见,但作为一个真正想要推动改变的人来说,这种表态实际只是抽象的姿态,而做事永远只能是具体的。
Author and librarian Nancy Pearl advocates the “Rule of 50.” This entails reading the first 50 pages of a book and then deciding if it is worth finishing. The Rule of 50 has an interesting feature: once you are over the age of 50, subtract your age from 100 and read that many pages. And when you turn 100, you are authorized (by the Rule of 50) to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你去宠物医院,医生送了你一根逗猫棒。你理所应当地认为,这个逗猫棒的质量没有问题,但其实这只是医院讨好顾客的一种手段,实际那逗猫棒总是让你的猫咬得一嘴毛。这大概就例证了今日社会其中一个问题。
Forwarded from 小破不入渠🌏
过去 5 年,每一次苹果新产品评测解禁,我第一个看的,一定是 The Verge 的视频。
但每一次,我都需要在 YouTube 的搜索栏搜索,The Verge + 产品名称,才能看到我想要的视频。
即便我订阅了 The Verge,YouTube 在首页上推给我的,永远是 iJustine,以及我甚至都没订阅的 MKBHD。
背后的商业逻辑不难理解。谷歌当然有动力打压那些传统的、成建制的媒体公司,培养独立的 YouTuber。
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遗失的好传统,好制作,好方法论,就挺令人惋惜的。
以及,同样的事情当然也发生在每一个算法主导的内容平台上。
但每一次,我都需要在 YouTube 的搜索栏搜索,The Verge + 产品名称,才能看到我想要的视频。
即便我订阅了 The Verge,YouTube 在首页上推给我的,永远是 iJustine,以及我甚至都没订阅的 MKBHD。
背后的商业逻辑不难理解。谷歌当然有动力打压那些传统的、成建制的媒体公司,培养独立的 YouTuber。
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遗失的好传统,好制作,好方法论,就挺令人惋惜的。
以及,同样的事情当然也发生在每一个算法主导的内容平台上。
44 月报和女子天团都入围了今年的华宇青年奖,实话讲,我很期待我们这些人能弄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也很担心弄啥都没用。最奇怪的是,甚至连评委都换了很多新人,但我还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要么是系统太强大,要么只是我自己有想象出来的PTSD。
感觉 OnMail 及其背后的 Edison 公司的实践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 Research-backed Services——虽然它不会根据用户的邮件内容展示广告,但是却会利用用户的 anonymized and aggregated data (当然这个具体做得怎样另说,比如曾经无缘无故就能登陆别人的邮箱的事故)来进行研究,并通过提供研究报告来赢利。这种做法对用户的数据权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非常值得讨论。
#Tech
#Tech
Medium
The Business Of Building An Email App
Independent mail apps are a labor of love and finding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s for innovative and hardworking productivity apps is a…
大家经常抱怨,文化机构对本地艺术家和创作者的支持不够,宁愿花大价钱去外地外国请大咖,也不愿意给本地的艺术家机会。
如是,疫病流行期间,国际旅行受阻,是不是就该多把目光看向本地呢?可惜现实是让 zoom 这些技术工具得到了普遍使用,关注的重点还是没变。
让我们再想想,技术一定会实现平权么?
#Tech
如是,疫病流行期间,国际旅行受阻,是不是就该多把目光看向本地呢?可惜现实是让 zoom 这些技术工具得到了普遍使用,关注的重点还是没变。
让我们再想想,技术一定会实现平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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