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Flux

weibo@游识猷：英国的中世纪童谣有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英国亚瑟王遇到了一个难题，只有一个极丑的女巫能解。女巫提出，解答的代价，是她要与亚瑟王的外甥高文爵士结婚。

高文爵士答应迎娶女巫。难题解决，到了新婚之夜。高文爵士惊喜地发现，丑陋的女巫居然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女巫说，她可以白天丑陋，而晚上与他独处时做美人；也可以晚上丑陋，白天大庭广众之下做美人。白天还是晚上？任他选择。

高文爵士想了又想，最后决定他的意愿不重要，应该让女巫自己选择。

女巫听后笑着说，女人最想要的，就是能自己做决定，因此她选择，白天晚上都做美人。

这个故事当然也有个“从此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结局。但读过这个故事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去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提出“女人最想要的，就是能自己做决定”的人，是一个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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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当梅琳达·盖茨开始做慈善时，她以为自己知道答案。

一开始，梅琳达和盖茨基金会的关注点放在了公共卫生和母婴健康上。

当她们想用科学让世界变得更好些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最能提升人的平均寿命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有专业助产士和医疗设备的诊所，让产妇去那里分娩。同时用疫苗和卫生措施，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有一次，梅琳达去印度走访了一个刚在这样的新诊所分娩的产妇米娜。米娜很喜欢诊所，觉得她和新生儿在这里安全有保障。

双方相谈甚欢，直到梅琳达问了个问题，“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

米娜突然怔住了，她盯了一阵地板，说：“老实说，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们实在太穷了。就连这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如果我早知道避孕就好了，你们来得太晚了。”

然后她问梅琳达，你能把这个新生儿带回去吗？还有这个两岁的孩子，把他也带上吧。

梅琳达无言以对，米娜虽然度过了分娩的危险阶段，但在未来的人生里依然面对如此多的苦痛折磨，以至于她宁愿和自己的骨肉分离，也不愿他们陷在永远贫困的境地里。

对米娜来说，卫生安全的分娩诊所固然重要，但能“自主计划生育”甚至更重要。许多发达地区的女性之所以能好好上学，能事业有成，能在自己觉得“可以了”的时间生儿育女，其实离不开现代避孕手段的帮助。

然而，对于米娜这样处在偏远地区的贫困女性，“自己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完全是一种奢望。有些女性压根不知道怎么避孕，有的女性知道但买不到，有的女性即使得到了避孕手段，也无法使用。

在非洲马拉维，梅琳达遇到过步行二十公里去打长效避孕针的女性。当地女性喜欢打醋酸甲羟孕酮，因为她们已经生不起更多的孩子了，而打一针就可以避孕三个月。更因为如果她们带安全套回家，丈夫也会拒绝使用，甚至会打她们，安全套好像暗示着“女性认为丈夫有艾滋病”，或者“女性自己出轨而染上了艾滋病”。对这些女性而言，安全套用处不大，长效避孕针才是刚需。

然而，长效避孕针却常常缺货，许多女性花一整天时间来到诊所，却失望而归。她们告诉梅琳达，一旦意外怀孕，对她们的生活、她们已有的孩子将是毁灭性打击。

这些直言不讳的女性教会了梅琳达，能由女性自己主导的计划生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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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加里，去印度一个贫困村调研自主计划生育。

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索纳从垃圾堆里捡了块材料，做成鸟的形状，然后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加里。

加里表示感谢。而索纳盯着他说：“我想要个老师。”

加里不知所措，他是来讨论自主计划生育的，于是他转而与其他女性谈起原定主题——她们很喜欢自主计划生育项目，觉得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座谈进行了三小时，一切顺利。唯一的意外是索纳，她一直站在旁边，见缝插针地说，“我想要个老师，您可以帮我。”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她至少说了50次。

座谈结束后，加里和其他母亲打听索纳与她的要求。母亲告诉加里，索纳说得对，老师很重要。自主计划生育确实很有用，但主要是针对“不再增加孩子”，而她们已生下的孩子如果不能读书，长大后就只能和父母一样贫穷而没有出路。

希望孩子去上学，是这些母亲们共同的心声。她们虽然没有像索纳一样把“想要个老师”说出口，但她们也一直任由索纳站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非分的要求”。

加里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于是去找对策。索纳无法上学，因为她家没有取得政府认可的居住权。在加里等人的协助下，索纳一家以及她的邻居们在当地政府完成了注册，成为合法居民，从而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

索纳去上学了，她村里的其他所有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一个来自拾荒家庭的低种姓小女孩，送给陌生人一份礼物，并不断地告诉他：“我想要个老师。”正是这样的声音让盖茨基金会意识到，扶贫和女童教育，是值得支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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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已经不仅做卫生保健项目，也做削减贫困项目。

极度的贫困，可以完全剥夺一个人的未来。资源太少积累太少的情况下，无论ta多努力，都无法爬出极端贫困的陷阱。这种时候，就需要外来的资源帮ta一把。

怎么帮到最贫困的人呢？世界上最贫困人口中，70%人的收入和食物来自耕种小片土地。梅琳达和比尔很自然地想，可以用技术来帮助这群人提高产量，获得更多收入和食物。具体做法就是资助科研人员，根据这些贫困农民的需要，培育出抗旱抗虫的新种子，开发出便宜实用的新肥料。

在筹备农业项目时，梅琳达和盖茨遇到了曾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任职的凯瑟琳。凯瑟琳个性直言不讳，她说，“如果您和您的同事不去正视农业生产中的性别差异，那么你们所做的一切将与前人无异，注定是虚掷金钱。唯一的不同，只是你们会损失得更多、更快。”

比尔不同意，他觉得在这时候强调性别问题，会拖慢效率和进度，偏离“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

凯瑟琳解释说，想满足农民的需求，提升农民的工作效率，就得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农民是谁？

在非洲，在亚洲，在贫困的地方，去地里看看，都是谁在干活？种地的几乎都是女人。如果只是去当地召开个农民座谈会，只能收集到男人的想法，因为男人才有权利有时间出来开会。但无法弄清女人的需求，而女人，才是承担大多数农业劳动的人。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个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女性农民的收成比男性低20%到30%。然而，这个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什么“女性的天生缺陷”。女性农民产量较低，是因为她们在获取资源与信息时会遇到男性不会遇到的阻碍。如果她们能得到针对她们需求培育的种子、农业技术培训、属于她们支配的土地、小额贷款……她们的粮食就会和男性的一样丰收。

梅琳达和比尔听进去了。

在加纳，盖茨基金会开始帮助女性农民种植番茄。加纳女性农民喜欢番茄，因为它好种，好卖，卖不出去也能给家人增加各种营养。

不过，女性农民不会读写，家里大多没有电视，怎样才能帮到她们呢？

盖茨基金会决定，制作一个大覆盖范围的广播节目。收音机相对便宜，大多数家庭都有。而且他们还特意调研了男性不在家的时间，在那个时段，女性才能自主决定她要听收音机的哪个台。

在印度，盖茨基金会支持了一个女性农业互助小组的项目。

在印度的一些贫困村里，女性没有资源，没有银行账户，没有钱，也无法贷款，她们甚至不能随心出门，必须先得到丈夫许可才行。

工作人员去挨家挨户说服丈夫让妻子参与农业互助小组，理由是“这样能增加你家的收入”。丈夫同意了。于是女人们开始定期会面，交流筛选种子、耕种储备的知识技术，她们还一起攒钱，共同向商业银行求助，攒下的钱和银行贷款，就可以帮助需要资金周转的小组成员。

在加入互助小组前，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能种出足够家庭吃用的粮食。加入小组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

而这一切，始于凯瑟琳的直言不讳——不要忘记女人，不要忽略农业生产中的性别问题。

拯救世界，要让女性发声。

在《女性的时刻》里，梅琳达写下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敢于提出“非分要求”的女性，“非分要求”得到支持的女性，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女性…… 一开始，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只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在执行的过程里，充满细节的现实把她们带上了女权主义的道路。她们最终发现，“如果不能系统地介入性别不平等问题，满足项目所在国女性和女孩的具体需求，我们就无法实现既定目标”。赋权女性、提升女性，这件事有多重要？在故事之外，让我们看一些数据—— • 过去十年间，全球每年有超过1400万桩童婚。 • 全球仍有1.

246 viewsTaku Wa, 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