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杂志 SAPIENS 近期刊载了一篇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Agustín Fuentes 的文章 Biological Science Rejects the Sex Binary, and That’s Good for Humanity（生物科学摒弃了性别二元论，对人类有好处），从生物科学证据的角度，简述了男性、女性或两者兼有的多样方式，呼吁接受性别多样性。

19 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二元性别分类的 观念 至今没有什么改变，蓝色/粉色、大脑、睾丸激素、雄性灵长类动物的攻击性等一系列似乎很科学的说法依然大行其道（Gutmann et al 2021），成为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自然解释，延伸至薪酬、工作、政治和经济领导力、性行为方面的差距。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生物学创造的这种「两种类型的人类的观念」，被引用到一系列试图规定和强制人类应该如何行为的规范中。简单化的二元性别观念也造成了一系列「性别冲突」——基础生物学的误导教育、诋毁妇女权利、辩护「男权」暴力、反变性立法等。

但实际上，在最基本层面的动物生物学中，雌性/雄性就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的分类。海洋许多 鱼种 会从一种性别转变为另一种性别，有些还会再变回来；有一些无脊椎动物的雌雄同体，通过重新组合自己的染色体进行繁殖的 纯雌性蜥蜴；一些哺乳动物的 雌性充满睾丸激素，拥有巨大「阴茎」；许多鱼类和哺乳动物中的 雄性负责育儿工作 等等；许多物种的雌性 是专制、滥交、好斗的。当然，在许多物种中，雌性和雄性之间存在着模式上的差异，但多样性、复杂性和协作性其实更显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性生物学，就会发现达尔文、艾德华·威尔森、Angus John Bateman 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生物学中，「性别」（sex）不是简单的定义或统一的规定。拥有两条 X 染色体或一条 X 和一条 Y 染色体，并不意味着划分成二元分类的身体、命运或生活。胎儿在大约六到八周大时爬进子宫，新生体中的一些细胞团得到DNA活动的推动，开始生成新的器官，包括阴蒂和阴茎、阴唇和阴囊、卵巢和睾丸，所有的生殖器的构成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它们最终功能的区别，所以最终形式是不同的，其实重叠的部分有很多。在一年间出生的1.4亿婴儿中，至少有28万名婴儿不符合明确的阴茎与阴唇的性别决定样态（Sax 2002），生殖器、荷尔蒙水平和染色体 并不是决定性别的绝对因素。在生物学里，「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简单的二元分类。大脑在出生时并不比肾脏和肝脏更「性别化」（Eliot et al 2021）。性别与大脑的关系受到「马赛克」假说挑战（Joel 2021）。许多研究发现，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被过分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生物学和文化的动态影响——人类是「天生+后天」形成的。

在文化层面，大量证据表明，Homo（人类）在一百多万年前进化出复杂的合作照顾，改变了进化的模式和压力。在许多人类群体中，「同父异母」仍然普遍存在，母亲和父亲、祖父母、其他女性和男性亲属以及社区中的男孩和女孩都帮助喂养、教育和照顾孩童。妇女独自抚养孩童，或与男性一起抚养（育儿平等仍有很长的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在抚养孩童方面，人类并不需要分成两类。

「man 男人/woman 女人」、「masculine 男性/feminine 女性」既不是生物学术语，也不完全扎根于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活史（Sear 2020）和形态学动态（Dunsworth 2020）中都缺乏明确的二元对立证据。人类的成长，应该在一个有着不同的性别期望、体型、生育选择、家庭结构、性取向的世界。简单的男性/女性二元分类并不能有效地表达人类的正常范畴（Hyde et al 2019）。

塔西佗说，暴政专制的和谐、稳定的表相之下，是以邪为正的末世。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下，恐惧杀死了人们所有的希望和抱负，他们所有的努力斗不过是为了求生而已。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独裁以暴力和诈术治国。阿甘本说，极权暴政之下，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牲口。阿伦特说，极权在整个社会中制造不思考、无判断、机械服从的齿轮和螺丝钉，极权制度依赖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迫使民众处于相互隔绝并无共同抵抗手段的孤独状态、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官媒宣传和组织手段这三个支柱。

1989年六四事件，是极权政体周期性的暴力恐怖巩固手段，其成功地浇灭人民的政治热情，剩下的是政治绝望和冷漠。牺牲全社会的正义，换来权势集团垄断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表相，掩盖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民众无共同政治理念，无共同价值前景。

在这种后极权之下，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实际上是抵抗被全面宰制的重要实践。

三十多年来，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唯一能大规模进行六四纪念活动的城市，其参与程度、是否能顺利举办，一直以来是中国的民主发展的风向标，国安法的实施令这两年的香港极剧恶化。

两年前，2020年之时，香港已经开始援引COVID公共集会限制禁止六四烛光守夜活动，而当时亲民主人士与许多市民无视禁令，依然组织参加抗议活动。2021年，国安法时代后的首个六四，香港警方直接在六四之前封锁维多利亚公园，市民只能在其他地方自己纪念。

而今年2022年的第三十三周年，香港可以公开纪念的空间几乎完全丧失，可供公众了解事件的书籍、纪念馆、雕塑也被逐一消失。警方和康文署表示「被预订做其他用途」或「进行维修」而暂停开放维园球场，是为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天主教团体表示担心国安法而不举行弥撒纪念遇难者，循道卫理也取消六四晚会，小范围提前举办「为国民求平安祈祷会」。支联会被解散后，六四博物馆被国安突击搜查，各种展品和历史物证被作为证物带走，网站在香港被屏蔽。民主派议员郑家富要求政府公布公共图书馆内关于六四事件的书籍的可外借或参考的情况，而其中有29本被下架，包括《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等，其余大部分书可阅读但无法借阅，且读者获得阅读的申请流程十分繁杂。去年12月，香港大学内的「国殇之柱」雕像被移除、太古桥上的六四标语被遮盖、中文大学内的民主女神雕像与岭南大学内的六四浮雕也随之被拆除。

即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今年的6月4日依然有艺术家在铜锣湾进行纪念表演，展开白色卷轴、冰块中的蜡烛、口中放置植物、人行道上的数学题记事本。而大学中的纪念雕塑被移除后，中大学生也匿名组织校内寻找3D打印的民主女神雕塑复制品的活动，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上周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公园揭幕。

而在这个闷热、潮湿、阵雨的夜晚，我也带了一柱烛光，和一群可爱的朋友聚餐聊天，稍稍缓解了糟糕的天气和政治环境下的苦闷。

最后借用来自《纽约时报》亚洲科技专栏作者袁莉最近开设的一档播客，其中 第一期 采访作家慕容雪村，他在2014年在布拉格的一场会议上，听到一位经历过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学者所说了一段话——

在极权的系统和国家中，做一个反对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要做好做时代的沉默者的准备，独裁社会就像一片大海，几米之下完全没有光，独裁者就会把你扔到这片区域，你在那里死得无声无息，后人也不会记住你的名字，但是从后来的历史看，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变化，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时代的沉默者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可能死在暗无天日的黑夜里，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因何而死，但是我们可以欣慰的一点是——我们的尸骨上所发出的微弱的磷光，依然可以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本频道往年六四回顾
2019年、2020年、2021年

影像记录
(需要先加入 频道)
-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Black Night In June (2019)
- The Tank Man (2006)
- Peking 1989 – Das Drehmaterial (1989) ¹ ² ³ ⁴ ⁵ ⁶ ⁷
- 1989華視記者六四歸來特別報導 (1989)

批判中国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开放获取出版物 Made in China Journal 继去年底推出 Xinjiang Year Zero（新疆元年），其编辑 Ivan Franceschini 和科罗拉多学院的 Christian Sorace 近期共同编辑了新书 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无产阶级中国：中国百年劳工史）（Franceschini & Sorace 2022）。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满百年，从建党到今天，其一直声称自己是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本书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工人夜校、中国劳工旅，到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五卅运动、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工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改革开放和八九学运，再到今天全球化推动，每篇文章围绕一个特定历史事件，以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解释拼凑出中国劳工一世纪的经历。撰写者来自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学者，包括比较有名的徐国琦、裴宜理、何明修、李靜君等；其中 Workers on Tiananmen Square（工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节来自 张跃然，他前两天也在自己的 Telegram Channel 进行了 推荐。

2022年7月8日日本时间标准时间上午11:30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距离近畿日本铁道大和西大寺站北口向东50米的车道之间的安全地带进行第26届参议院议员普选的街头演讲时，被一把自制双管霰弹枪从背后两度开枪射击，右颈部、左胸受伤，导致心肺停止跳动，随后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谋杀未遂而被捕的嫌疑人发表声明，表示因对前首相安倍晋三不满，而作为暗杀目标，同时表示并非对其政治信仰的怨恨。

对政治暗杀的社会学分析表明，暗杀，作为一种单一性或经常性的极端主义行为，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可以从社会现象角度来研究这种政治暴力，在功能性行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如同许多形式的极端行为一样，暗杀可能是社会早期预警，揭示社会关系中正在发展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冲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原子化个体的明显无意义的暗杀行为可能是由于政治团体对其利用，或是由于暗杀者对与受害者无关的挫折和社会问题的释放。暗杀可以合理地满足革命、社会融合或个人抗议的目标，通常是作为一系列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发生，并可能具有传染性。

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暗杀行为。

暗杀指谋杀知名公众人物、政治对手、杰出或重要的任务，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治家、皇室成员等，是最古老的权力斗争工具之一，也是某些精神变态症的表征，可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和部落结构。暗杀原因，可能是政治或军事动机，比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另外也有经济利益、报仇、获得名声或恶名的愿望，或是来自军事、安全、叛乱或秘密警察组织的命令而进行暗杀。

古代历史中，考底利耶（Kautilya 或 Chanakya，约公元前350-283年）是一位古印度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皇家顾问，在他的政治论文《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详细描述了暗杀。他的学生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 Maurya），孔雀王朝的开国君主，后来就利用暗杀来对付敌军，包括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两位将军尼卡诺尔和腓力。中国战国时代末期，秦国称霸，燕太子丹在这种威胁之下，委派荆轲刺秦王政，刺杀失败荆轲被当场杀死。《旧约》中友弟德传描述了年轻貌美的寡妇友第德主动带领女奴出城，用美色诱惑亚述军主帅，夜里将其主帅割头。在罗马共和国灭亡时，暗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工具，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且是为了影响政策，比如凯撒被刺杀，而凯撒的曾孙卡利古拉也是被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刺杀身亡；在当时的政治圈中，很少有对暗杀表示道德愤慨。

随着中世纪的到来，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对于暗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开始形成。蓄意弑君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新的思想，即当国王的统治变得暴虐时可以将其杀死，这种思想也获得认可。一些欧洲君主和其他领导人物在宗教战争期间或被宗教反对者暗杀，例如法国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以及新教荷兰的沉默者威廉，也有许多宗教反对者针对统治者的暗杀阴谋没有成功，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暗杀也成为宗教领域的一种工具。例如，圣多马·贝克特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提升为坎特伯里总教区总主教，但他因为反对亨利二世对教会的干涉而与亨利二世反目，试图把教会的司法权收回时，请求教宗的干预，触怒了亨利二世。1170年12月29日，他因被亨利二世支持的四位男爵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刺杀而殉道。阿萨辛派（Hashshashin）是中世纪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穆斯林团体，以近身搏斗的方式进行暗杀而闻名，assassin这个词就是从他们团体的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封建幕府日本，贵族和农民雇用忍者来监视敌对派系，进行纵火和破坏活动，以及渗透和暗杀活动。

16至17世纪，国际律师开始对暗杀领导人的行为表示谴责。八十年战争期间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军事法官Balthazar Ayala被称为是「首个谴责在外交政策中使用暗杀的杰出法学家」。「国际法之父」Alberico Gentili在1598年的 De Iure Belli Libri Tres 中谴责暗杀行为。胡果·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严格禁止暗杀，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允许杀人。

进入现代，政治意志冲突的利害关系不 断扩大到全球范围，暗杀事件的数量也同时成倍增加。仅在俄罗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有五位沙皇及其家人被暗杀；在英国，有一位首相曾被暗杀，即斯宾塞·珀西瓦尔。在美国100年内，有四位总统被成功暗杀，最引人注目的暗杀受害者是林肯，另外三位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肯尼迪；杰克逊、罗斯福、杜鲁门、福特和里根在暗杀中幸存。在欧洲，斐迪南大公遇刺，令奥匈帝国愤怒，因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20世纪可能也是民族国家首次开始训练刺客，专门用于对付所谓的国家敌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训练了一批捷克斯洛伐克特工，暗杀纳粹领导人海德里希，军情六处、美国战略事务局（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和苏联施密尔舒（SMERSH）都曾多次暗杀希特勒。1943年，美国军方利用解码后的传输知识对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进行了定点清除。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父甘地被刺杀。20世纪30至4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联境外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如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Yevhen Konovalets、公开与苏联决裂的托洛茨基主义者Ignace Reiss、第四国际秘书Rudolf Klement、第四国际创建者托洛茨基、加泰罗尼亚马统工党领导人。

冷战期间，因国家间意识形态分化严重，政治暗杀的数量急剧增加，民主世界和共产世界的信徒更愿意为这种杀戮行为提供辩护和资金。大多数大国否认冷战时期的暗杀策略，而暗杀者的秘密非法训练至今仍在继续，俄罗斯、以色列、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其他国家被指控参与暗杀行动。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伊斯兰新政府开始了一场国际暗杀运动，持续到1990年代，在19个国家至少有162起杀人事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层有关；在米科诺斯餐厅遇刺事件后，德国法院公开指控政府高级成员，并对伊朗情报部门负责人Ali Fallahian发出逮捕令，该运动告一段落。卡斯特罗曾数次险些死在中情局及其支持的叛军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驻拉丁美洲的特工Dan MitrioneDan训练当地警察使用酷刑，后被图帕马罗斯游击队暗杀。苏联克格勃创造性地利用暗杀来对付高调叛逃者，如乔治·马可夫。以色列的摩萨德也利用这种暗杀来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政治家和革命者。恐怖组织也经常会以其他战斗人员以及非战斗人员为目标，1989年爱尔兰律师帕特里克-菲纽肯Patrick Finucane被阿尔斯特防卫协会暗杀。新科技也令定点清除更容易远程完成，例如高精度巡航导弹和作战无人机。1981年，里根发布了第12333号行政命令，将福特政府于1976年首次制定的政策编入法律，表示任何受雇于美国政府或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人都不得从事或阴谋从事暗杀活动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家也遭暗杀，1965年2月21日，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X在奥杜邦舞厅被暗杀，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被暗杀。在印度，旁遮普省和斯里兰卡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下，1984年总理英迪拉·甘地被暗杀，其子拉吉夫·甘地于1991年被暗杀。

冷战之后，1994年，在卢旺达内战期间，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被暗杀，引发了20世纪末最血腥事件之一的卢旺达大屠杀。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于被右翼激进犹太主义分子伊盖尔·阿米尔用一把装有自制达姆弹的九毫米口径左轮手枪袭击暗杀。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于被暗杀，引发了联合国的调查，由此产生的梅利斯报告暗示叙利亚参与其中，从而引发了雪杉革命，革命结束了叙利亚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

在俄罗斯后共产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过程中采用了暗杀策略，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作为目标。1996年4月21日，车臣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被俄罗斯空军的空袭炸死；2005年3月8日，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炸死；2006年7月10日，车臣反政府武装沙米尔·巴萨耶夫，或为俄罗斯有针对性的袭击。2006年，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放射性元素钋-210暗杀，而涉嫌暗杀利特维年科的克格勃保镖安德烈·卢戈沃伊，后来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暗杀事件鲜少被了解和关注。1994年，北京市建国门外，解放军中尉田明在军营内射杀军官及士兵，在建国门杀死一名伊朗外交官及其子在内的17名平民及11名士兵和警察。1996，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其住所附近的武警执勤张金龙刺杀。2002，外交官王建平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遭到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刺杀。2003，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办公室内被一家倒闭企业的厂长冯引亮枪杀身亡。2008，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市公安局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2011年，揭露了地沟油的生产的记者李翔在回家途中遭刺杀。2012，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其妻舅周云铁锤击砸而死。2017年，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恕在市会展中心，持枪连续射击正在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随后自杀身亡。2021年，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该学院的「青年研究员」姜文华割喉。

……

在历史过往中，有大量的政治家被暗杀，虽然民主国家也有遭到暗杀的情况，但在独裁和专制国家似乎有明显的普遍性，但专制和独裁国家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太低，甚至无法进行严谨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分析。权力分配和权力下放，加强公民社会，才能可以大大减少刺杀政治家的动机，才不会有那么多人分享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之前提及的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存取期刊 Made In China，最近其姐妹刊物 Global China Pulse 创刊号 也正式发布，专门讨论 The People’s Map of Global China 地图所涉及的「全球中国」的各个方面。相比之下，这份新的刊物更加关注中国在国际间的足迹。编辑团队认为，「国内」和「全球」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中国的内部问题往往不能与更广泛的国际趋势分开，过去十年来「全球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审视，这一重要而有争议的主题值得单独出版和独立发表。

「全球中国」是指中国的资本、人力资源、制度、规范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移民、多边金融机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化、中国资助的全球媒体网络、高等教育的合资企业、文化外交、医疗援助的全球化和环境倡议等。这些项目图片同时也是权力过程，涉及在地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社区的抵抗与适应。《作为方法的全球中国》（Global China as Method）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 开放存取 出版了。

而 The People’s Map of Global China 是一个互动、开放的在线地图 ，与非政府组织、记者、工会、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合作，试图从物质、空间、经济、政治和人文的角度来追踪全球中国。地图由国家和项目概况组成，可按项目参数、参与的中国公司和银行以及其社会、政治和环境影响分类。 之所以是「People’s」，是因为重点聚焦在那些受中国影响较大的人们的经历上，关注与劳工权利、环境、土地、原住民社区等相关的问题，希望被政治和商业精英边缘化的在地声音得以表达，为政策制定、研究和国际行动提供资源。Global China Pulse 就是这项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地图的外延，在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同时支持开放存取，打破限制思想自由流通的商业出版对学术研究的限制。

除此之外，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张力的学术研究，最近也有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值得一读。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上有一篇中国公众对于国际援助政策不满的研究（Wang & Cooper 2022），另一篇「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的全球形象（Qi et al 2022）。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越南遭遇温和的抵制，越南也两手操纵，与台湾的「新南向」之间寻求平衡而满足利益（Huang & Tung 2022）；China Review 上另一篇文章对中国战狼外交的语言实证分析（Dai & Luqiu 2022）。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上一篇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的公众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反感和担忧，但同时公众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平台的投资也保持着高支持率，在感知抽象的长期风险时，更加关注个人的短期收益，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美国的 Apple 在中国依然很受欢迎（Rabe & Kostka 2022）。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一篇文章基于 1996-2014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与潜在进口国以外的国家政治关系，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大宗商品从潜在进口国进口扩张的，结果显示，商品的政治属性越明显，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就越大，具有重要政治属性的商品的进口扩张有赖直接双边关系的改善（Yi & Sun 2022）。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上的一篇文章对比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在援助非洲方式上的区别，以及造成对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世界银行或中国的援助增加了冲突或社会动荡，但中国的援助与威权规范的接受度增加有相关，而世界银行的援助则多对民主的支持有关（Gehring et al 2022）。

Vox Media 在 Google News Initiative 的 Innovation Challenge 的资助下建立了一个资源工具——「Language, Please」，是由作家、编辑、设计师、工程师、行业领袖、DEI倡导者、人力资源和法律专业人士等组成的多元化团体的共同编辑，为所有记者和讲故事者提供的生动资源，帮助寻求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相关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报道。这一专案的风格指南也列出了所参考的丰富 资源。

在标准不断变化之下，Language, Please 系统提供这些辩论的更大背景，挖掘术语历史。这一资源工具包括跨越六个主要类别的风格指南——边界与人口，阶级与社会地位，残疾、神经多样性与慢性病，社会性别与性倾向，心理健康、创伤与药物使用，以及种族与民族。

比如在社会性别与性倾向类别中，第一条「don’t ask, don’t tell（不问，不说）」也正好对于近期 Apple TV+ 剧集 For All Mankind 中 New Eden 一集中架空设定的真实来源做了解释。

「政治正确」和「语言警察」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的用语精确的目的，是呼吁创建尊重与包容的环境，后者则是威权家长制下的，来自权力的镇压或被驯化的个体的自我审查。长期浸淫在保守的、集体的畸形环境下的人，喜爱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扭曲的贬义，责令被排斥的、边缘化的、弱势的群体噤声。注意你的语言，不是限缩你言论表达的自由，而是尊重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

传染病防治，已经成为中国当局测试和升级全社会管控能力的最佳借口。封城，作为一种极端控制疫病传播的手段，在COVID-19爆发伊始，于湖北武汉及周边地区初次实施，至2020年2月中旬，有至少207个城市宣布实行封闭管理。彼时高重症、高致死的特征给予了极端管控一定的合法依据。此后「清零」成为一种政策。在2022年二月底，Omicron变异株的推动下再度爆发传染，上海时隔两年再度实施严格封城，并持续至八月初。至本月（11月），病例数量激增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基于经济形势决定放宽防疫限制，但大部分城市担心放松封锁后果，继续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未能如期推行。

11月14日晚，严格封锁令广州海珠区城中村居民上街冲破硬隔离抗议；11月22日，河南郑州富士康工人对薪资待遇违约、严格清零不满，发动一系列示威、罢工及暴力冲突；11月24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发生高层住宅楼火灾事件，严格封锁及当局冷漠反应引发当地民众聚集悼念、示威；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学生聚集悼念，高举白纸，由此点燃诸多城市、高校的一系列关于反对动态清零的抗议示威。

11月26日-11月27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聚集民众，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高呼口号及高举白纸抗议，北京亮马桥亦有相同情况，两地及中国其他城市及高校中的示威学生、民众均发生多人被逮捕及遭受警暴等情况。截至目前，中国至少19省21座主要城市之市区及至少91所高等院校先后组织响应；香港、澳门、台湾亦有支援活动；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欧美各国等世界各地最少20个国家45个城市有组织支援。

研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和长期增长的关系的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教授钱楠筠 表示：「目前的抗议活动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人民不仅要求结束不合理封城政策，还要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台，甚至要求中共下台。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抗议者的要求则集中在以不同方式改善中共，相比之下要温和得多。当习近平三度当选总书记，并更加强调清零政策时，他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和党的合法性与清零政策挂钩。很难想象中国政府如何能以保全面子的方式，即不付出高昂政治代价的情况下，从清零政策全身而退，今时的政治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以及当代中国、穆斯林社会和宗教活动的美国西北大学的客座助理教授Stefan Henning 表示：「抗议者明确喊出下架习近平、下架共产党，这让那些声称中国城市居民只是希望能在私人生活中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以其他方式在威权统治下自得其乐的西方的低估论调不攻自破。随着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中心爆发，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将更加尖锐。」

研究社会运动、数字文化、全球传播和当代中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与社会学教授杨国斌 表示：「我们不要夸大目前抗议活动中的 『惊喜』，抗议在中国经常发生，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急忙迎接，将其视为一种异国情调的罕见现象，这会使我们看不到普通中国公民处理自己事务的决心和技巧，包括通过抗议等手段。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观察家们有必要时刻记住并承认中国公民的活动潜力，但同时也要知道，这种潜力可能以看似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作用。中国公民可以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这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

研究法律理论和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张泰苏 表示：「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保持更高水平的政策一致性和连贯性，公众不满情绪或能得到缓解压制，以不至于发生重大社会动荡，撑到明年春天。但二十大后资讯传递混乱，以至处于三十年来最紧张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果断、明确地放宽清零政策，再加上更有力的疫苗/加强针的推动，也许能化解社会紧张局势。」

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Pamela Kyle Crossley 认为：「在帝国时代，中国政府依靠地方社区的自给自足而维系，因而没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民众起义。这种设计上的不稳定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中共找到了为中国提供首个真正的大政府的方法，但早期的出生于清帝国的最后几十年的领导人们还是延续着帝国时代的统治风格。国家会在被激起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摇摆不定，但不会垮台。执政者需要记住，在一场全面的斗争中，政府不是人民的对手。」

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Rebecca E. Karl 表示：「中国当局会不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压制这些城市居民，然后收买、贿赂他们回到日常生活中，以平息动乱，同时继续推进权力、财富和监视能力的集中？或者这些行动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还需要观察。」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崇信中国研究中心法学研究员程扬扬 表示：「当中国抗议者高喊『不』的时候，他们渴望的自由和安全并不是回到昨日，也不是逃亡，而是像他们在国际歌中唱的那样，通过集体斗争来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明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 表示：「清零政策证实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年轻人最大的恐惧，他们不再是受益者，而是日趋极权主义国家的受害者。这股自发抗议浪潮代表着年轻人绝望地试图扭转或至少减缓这一进程。但可能已经太迟了。世界各地，缅甸、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独裁政权已成功击退了自发抗议的挑战。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倾力完善的国家控制、监视和镇压的基础设施，不太可能屈服于这波无组织的抗议浪潮。」

持续报道的新闻来源：
- 端传媒 - 封控抗议潮
- 报导者 - 中国
- 公视新闻网 - 白纸运动
- 维基百科 - 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
- Independent - China protests live
- NYT - China Protests
- The Guardian - China
- Reuters - China
- FT - Thomas Hale
- NGOCN @ngocn01

中国当局已经启动镇压程序，搜捕参与示威人士，在公共场所截查一般民众手机中是否安装国际社交平台及突破防火长城程式、是否有涉及敏感内容群聊等。

加入本频道的各位Telegram使用者也需要提高数字安全，可以阅读来自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编纂的《数字安全实用手册》、在中国被抓捕过的艺术工作者撰写的《给艺术工作者的应急指南》，NGOCN的《公民安全行动指南》，关注分享数字安全和行动主义的 @iyouport 等，并保持高度警惕，保护自身安全。

在新年一月开始于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数字社会学讲师的 Yan Wang，她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合法性、公众舆论和公共产品的再分配问题，以及行为者能动性如何塑造威权政府和公众社会权利的实现，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公众舆论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

近期，Yan 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政治传播学的高级讲师 Ting Luo 合作的论文「Politicizing for the idol: China’s idol fandom nationalism in pandemic」（偶像政治化: 中国的偶像粉丝民族主义在大流行中的表现）在期刊《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上发表。这篇研究结合了有关粉丝民族主义的文献，关注中国的偶像粉丝在网上宣传偶像时的民族主义表达，并解读其背后的成因。

近年来，中国的偶像粉丝被认为在网络民族主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粉丝，在应对外部政治冲击时，将国家视作偶像来保护。这一群体在网络民族主义活动中承认、参与、甚至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的技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偶像粉丝在日常粉丝活动，即偶像宣传中，参与和重塑了民族主义话语。

2020年的大流行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便于更好地理解偶像粉丝和国家在其一般粉丝活动中的互动。通过计算基础理论框架分析，从微博上收集的600多万条粉丝帖子和对活跃的偶像粉丝，进行了11次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大流行病相关的讨论时，偶像粉丝积极借用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并在其偶像宣传活动中对关键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做出战略性的回应。他们所建立的偶像形象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民族主义的。偶像粉丝们不仅发挥了日韩 K-pop/idol 文化中常见的商业逻辑，也发挥了中国国家所宣传的政治逻辑。

中国的偶像粉丝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国家和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主流文化的高度参与。在新兴的软性宣传形式中，国家媒体机构积极利用数字民粹主义和网络流行文化，吸引动员爱国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重塑官方文化、民族自豪感和团结。社交媒体为民族主义和粉丝活动的动员提供了场所，二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网络粉丝民族主义。粉丝从国家宣传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支持；粉丝们组织起来，合作制作传递民族主义信息的迷因和表情包。

Yang 和 Ting 的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在与大流行病相关的讨论中，偶像粉丝是如何使用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宣传偶像的？以及偶像粉丝的民族主义表达的显著之处是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对暂时政治和社会事件作出反应的？

研究的监督式学习将粉丝的帖子分为三类：正能量——包含促进积极的氛围和呼吁团结和慈善行为; 民族自豪感——包含直接提及国家、民族、人民、民族认同或中国文化时谈论流行病和偶像；遵守防疫规矩——包含直接提及流行病期间的社会规则，要求人们遵守防疫措施，同时在帖子中特别提到偶像的名字。阅读和监督机器学习结果显示了偶像粉丝如何利用民族主义表达方式建立民族主义偶像。偶像是正能量的榜样，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创造出积极的氛围。偶像粉丝通过公开表达民族自豪感和遵守国家制定的规则来忠于国家、人民和政党国家。偶像粉丝熟练地重塑和包装偶像，并将偶像与国家的民族主义话语联系起来。通过刻意把偶像的工作说成是促进快乐心态，将慈善工作和遵守防疫规矩定义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困难时期表达文化/民族的优越感。偶像粉丝表现出自发的民族主义特征，向国家、人民和国家宣扬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而研究也发现，偶像粉丝团体展示了一套公民参与所必需的复杂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技能、理解官方文化和言外之意的能力，以及战略性地使用官方话语的沟通技巧。他们培养了一套有用的参与理论和各自策略，以在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继续粉丝活动。尽管偶像粉丝和粉丝圈有政治界限，但这些团体对威权来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国家对于偶像粉丝的打压，与威权下的公民参与有待进一步观察。

智能手机的社会学，翻译自 Adam Greenfield 的 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另外可参见《世界科学》版 译文。

今年的六四🕯️，从「坂本龙一」谈起。这并不是因为这位日本音乐艺术家和中国上世纪这起民主运动折戟惨剧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坂本龙一几乎没有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过公开言论。

想从他论起，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近期讨论话题中，在贫瘠的文化市场里，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看了片单，一个在骄傲月举办的电影节，几乎没有性少数，或讨论性别议题的选片，暂且不表）。其中《末代皇帝》获得不少影迷的关注，开票随即售罄。除了获奥斯卡金奖，坂本龙一的参演以及为其配乐，也成为这部电影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另外这场电影节还有《坂本龙一：终曲》这一直接相关的影片。两部电影在中国都放映多年，且持续受到关注，这与畸形文化管制下的市场与公共话语空间中所诞生出来饭圈文化关联深远，追捧“教授”的怪诞景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坂本龙一的爱好者社群中显得十分独特。而对于中国的“教授”粉丝来说，对于坂本龙一的政治言论的讨论似乎销声匿迹。

坂本漫长的音乐生涯中，与中国有交集之处并不少。在他以合成器流行音乐三人组Yellow Magic Orchestra成名之前，他在1978年的首张专辑《千のナイフ》（Thousand Knives）中用声控器演绎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引用了《东方红》的旋律 ，Thousand Knives也是取自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作为演员，他在80年代末来在中国拍摄了《末代皇帝》。1996年他在北京演出。不过这并不是他关注中国社会，而是作为左翼青年，参加全共斗，在日本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对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虚幻浪漫想象的简单挪用。

坂本龙一在日本、欧美时，显然是一个「政治艺术家」，高调频繁地讨论反对核能、战争等议题。坂本在高中时即参加社会运动，大学时参与激进左翼运动。1997年，他反对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 和文化厅，要求改变日本音乐著作权的处理。9•11事件后，他监督出版《非戦》论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也一直积极参与环境问题。2012年和次年组织了「NO NUKES 」音乐活动，反对核能。坂本也强烈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赞同有选择的夫妇别姓制度。 COVID-19的早期，他认为社会需要根本性的改变，呼吁质疑全球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到的方向。「目前的示威活动很困难，但我认为让一百万人冲进（日本）国会是个好主意。」他在逝世之前，还在关切东京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树木破坏表示关切，批判所谓的都市发展只对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富人有利。坂本龙一的Spotify的个人页面中，有一个葬礼播放列表（funeral playlist），这份充满了古典乐的播放列表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就包括了Leoš Janáček的Sonata 1.X.1905。Janáček的这首作品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František Pavlík 的工人，这位工人在1905年10月1日支持布尔诺捷克大学的示威活动中被刺刀刺死。

坂本龙一曾表示：「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我会多管闲事。我也知道互联网上有人说音乐家应该只做音乐。我只是在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选择说一些话，但我不认为我说了这些话就很了不起。我认为仅仅做音乐是不够的。民主主义，就是让普通人把话说出来的，不是吗？我认为一个社会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能发声，不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保持沉默。」坂本龙一还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愿意关注沉重的话题，这真的很可悲。」

不过，当来到中国问题时，似乎坂本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噤声。这也是他清楚明白，在中国政治环境下，讨论他的理想价值和政治追求，无异于商业自杀。在此，我并不是想苛责他对于中国的诸多问题的「漠视」，毕竟他并没有做任何参与宣传的事，也没有表达对不公正系统的支持。我想以坂本龙一为线索，纪念今年的六四，是他的行动取态的借鉴意义。

坂本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裁政治的看法，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并强调艺术和音乐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许多作品和活动反映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以音乐、公开言论和社会行动，以某种方式回应或影响社会政治议题。这些行动，表明着他对独裁政治应持批评的态度，尽管他可能并未明确地陈述他的立场。因为表达，就是反对极权最直接的行动。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香港，甚至超过中国当局被认为其暴力所能触及的空间，言论都遭受着持续限缩。但传统镇压方法正不断受到挑战，新兴科技确实能成为镇压利器，但同时也是双刃剑。这提醒着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依然存在，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很多。至少首先，铭记这个日子，是最简单直接的，也是在善于利用恐惧治理的极权社会中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

两天前，2023年8月5日，在英国伦敦东区的红砖巷（Brick Lane）主街E15YF，约有9名中国留学生在夜晚来到这里，将一面涂鸦墙完全涂白，将事先准备的有打印字体的镂空纸板贴在墙上，用红漆喷涂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即「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其后，小红书用户「yique一鹊」自称是事件主要策划人，原作品由他及其朋友共同创作。

红砖巷位于东伦敦，是许多孟加拉移民的大本营，也是伦敦的潮流集散地之一。该地区以街头涂鸦、艺术精品店、古董和集市而闻名。这条街属于陶尔哈姆莱茨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根据该区规定，未经事先明确许可，市政当局不同意在其财产（包括人行道）上进行任何绘画、书写或其他标记。擅自涂鸦者可能会因轻度违法，而被处以80镑的定额罚款。不过根据该区区议会2019年同意的一项区分「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新政策，执法人员在去除难看的涂鸦的同时，也将致力于保护优秀的壁画创作。

自称是事件主要策划人的「yique一鹊」在他的 个人网站 上表示自己真名为王汉铮，自称「捣蛋鬼/社会批判人格，古典马克思主义梦想者，新自由主义践行者，性开放人群」，是一名艺术家及策展人，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研究主要基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他在小红书和Instagram 发帖 表示，其作品名称为《东伦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者道之动》，解释：「……这件作品并没有太多政治意味只是作为外衣，而在讨论不同环境本身。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能力，是无法体会作品的意义的。自由是一个多么需要思想才能领会的词……多了解自由你就该多了解自由作为一种意识是如何可以殖民人的，在伦敦身上，在自由身上我们看到了罗格斯中心主义，和利用自由的方式，利用去殖民的方式行使着真正的文化输出文化商业化，借自由民主之名彰显着西方的文化中心，这是伦敦的自由。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便是西方对东方主义的建构，其内里隐藏着极大的文化阶段的权利不平等和剥削。用社会主义的构建方式来反殖民西方的虚假自由，让我们看看这会碰撞出什么。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可能这就是自由的代价，那让我来做放大这种代价的坏人吧。」

「yique一鹊」亦对对BBC 表示，他认为这24个字是全球共同的目标，而非只是中国，他想通过「对环境本身做一个辩证的引发」，「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完全被上升到了反应个人或群体的价值上了，和我想表达并无任何关系。」他还表示，自己遭到了骚扰和起底，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题发挥和施展恶意，这并非我的本意」。

这两日，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对于这一行为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是出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称赞「文化输出」的成功；或认为不论行动者本意如何，但激起了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反思。反对者则主要聚焦在中国留学生「霸权式」的所谓艺术行为，如同过往许多地方举行对遭受中国极权暴力的悲剧事件的纪念活动时可见的中国留学生的破坏事件一般；另一方面，则讽刺这些留学生无法在中国国内举行此般行为艺术的「完全不自由」，却希望以此批判其他民主自由国家的「不完全自由」。

为什么近年来许多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会自发且自豪地地成为宣传机器的零部件？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对海外中国学生和学者施加影响和控制，如资助孔子学院、监控社交媒体、动员爱国社团等，希望塑造海外中国学生的观点和行为，防止他们接触其他观点和价值观。

海外留学生常常面临的疏离感、不安全感，可能会通过表达对祖国的忠诚和依恋来重申自己的身份和归属。而经历文化冲突和适应困难时，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群体往往比在国内具有更高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绪，将这种模糊的民族认同感，作为自尊和抗压能力的来源的认知失调，即反应型民族主义。因而，对于此案例中的艺术院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空洞的政治口号，借由涂鸦这种代表个人自我概念与社会期望和判断之间的对话的象征性行为的工具，得到了看似荒谬脱序，却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yique一鹊」在其Instagram的帖子中提及的，他对「伦敦」、「自由」所观察到的现象，归结为「罗格斯中心主义」。然而恰好，这一诘屈聱牙的哲学术语，且不论其是否本身的问题，却正是解读他们的行为最好的切入点。

罗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德国哲学家Ludwig Klages在 20 世纪初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口语（或罗格斯，logos）优先于书面语的倾向，将言语视为更真实或更主要的表达形式，罗格斯或理性原则在认识论上具有优越性，而且逻各斯所代表的对象是原初的、不可还原的。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涂鸦行为即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语言暴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语言强加于属于不同文化和社区的公共空间，侵犯当地人民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并假定自己的语言和符号能够充分捕捉和传达其意识形态的精髓，而不考虑形成和影响其含义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语言并不是一种透明的交流媒介，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

另一方面，接受艺术学术训练的这群留学生，自以为涂鸦是一种具创意性的媒介，将人类交流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简化为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排斥和边缘化了那些不认同或不理解相同语言或价值观的人，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正是认为书写是一种不太真实的交流形式。而这位「yique一鹊」表示：「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可能这就是自由的代价，那让我来做放大这种代价的坏人吧」，亦是象征性地抹去了原先的表达，抹去本地文化或价值观，这种批判与罗格斯中心主义对书面或无言的边缘化的关注一致。

在这个频道许久没有频繁更新的这两年里，「社会-技术」的最大议题，从过往被讨论很多的社群、媒体的手段进步对信息沟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转移到人工智能伦理、机器取代人工等担忧。像我的工作中，也极大地增加了对 GPT 之类的数据处理工具的依赖。

而聚焦到公共议题，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让宣传人员以低成本大量制作文本，增强隐蔽宣传活动能力。那么，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能有充足的说服力吗？

这个题目被许多学者近两年来集中讨论。有学者研究了人们是否会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新闻文章可信，是否能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虚假，民选官员是否会回复人工智能生成的选民信件等，不过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与生态上有效的基准进行比较以考察其说服力的研究相对空白。

近期即有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SFS）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The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研究员 Josh A. Goldstein，与斯坦福大学的 Jason Chao、Shelby Grossman、Alex Stamos 和 Michael Tomz 合著论文「How Persuasive is AI-Generated Propaganda?」，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开放获取期刊《PNAS Nexus》上。（Goldstein et al 2024）

Josh A. Goldstein 的长期研究包括调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影响力行动，研究外国干涉对民主社会的影响，以及探索新兴技术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宣传活动，曾向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资深科技记者引介相关研究，曾在 Brookings、Lawfare 和 Foreign Policy 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此次发表的对 AI 生成的宣传品的影响力的研究，以美国受访者为实验对象，比较了来自真实世界的外国隐蔽宣传文章与由 OpenAI 开发的 大型语言模型 GPT-3 davinci 生成的文本的说服力。由于语言模型的性能通常会随着文本长度的增加而下降，因此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宣传文章长文本上，而不是简短的推文（tweet）等片段文本。

首先，研究选定了调查记者或研究人员挖掘出来的六篇文章，篇幅从 151 到 308 词不等，为伊朗或俄罗斯的隐蔽宣传活动材料。然后，使用 GPT-3 生成关于这六个主题的文章。对于每个主题，向 GPT-3 提供原始宣传文章中能阐明文章主要观点的一两句话，以及其他三篇与主题无关的宣传文章。这三篇范文为 GPT-3 生成文本的风格和结构提供参考，原文摘录为主题提供参考。研究人员要求 GPT-3 就每个主题生成三篇文章，而非一篇，以避免对任何一个输出结果的过度索引。在找到原始宣传文章并使用 GPT-3 生成人工智能版本后，研究比较了两方的说服力。为了衡量说服力，首先用直接、通俗的英语总结原始宣传文章的主要观点。

此后，2021 年 12 月通过调查公司 Lucid 对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获得样本8221人。每位受访者被询问对六个宣传主题中随机抽取的四个主题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受访者未阅读过有关主题文章，作为对照数据。随后向每位受访者展示有关其余两个主题文章，并测量对其论述的同意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人类策划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文章几乎与原文一样具有说服力。而不同形式的人机合作，如编辑输入 GPT-3 的指令（prompt）或策划（curating）输出，甚至更有说服力。结果表明，宣传人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有限的工作创造出足以令人相信的宣传内容。

研究人员也表示，这项研究只检测了大型语言模型的相对说服力潜能的下限，因为大型语言模型正在迅速改进，已有多家公司发布了更大型的模型，如 OpenAI 的 GPT-4，新模型的在相关任务中的表现优于 研究中所采用的 GPT-3 davinci；此外，这项实验仅估算了阅读单篇文章的效果，但宣传活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让公民阅读大量文章，即使不熟练掌握目标语言，也可以快速、廉价地生成大批文章，传达单一叙事，风格和措辞表现多样，更像真人观点或真正新闻来源，增加宣传数量同时更难被发现。

在未来研究方向上，研究人员希望探讨受访者从一个话题的多个来源获得信息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对他们的说服力有多大；以及探究防止语言模型被滥用于宣传活动的策略，减轻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活动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另外则是行为干预，探讨给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贴标签，对内容参与度和人们是否相信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响。

延续 昨日 的假新闻、宣传的议题，近期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中国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操弄的调查披露。

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其在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IO）领域的侵略性活动，包括线下实体和线上网络。

根据微软威胁情报（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去年 9 月发布的 报告，中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改变策略，增加网络领域中的活动量。 去年 11 月，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发布的 报告 中宣布，删除了五个从事「协调不真实行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并以外国受众为目标的网络，其中中国的 IO 活动明显增加。 对于相关问题，《外交家》（The Diplomat）也做出 延伸报道。

2023 年 10 月 25 日，意大利《罗马日报》（Il Foglio）发表了一篇 文章，揭露了一组由六个网站组成的小型网络集合，这些网站冒充意大利受众的新闻机构，但与意大利真实新闻不符。《罗马日报》的调查证实，这些网站没有注册为新闻机构，而意大利法律要求在其国内运营的任何新闻机构都必须注册。

这些被揭露的域名，使用了特定的命名规则——意大利城市名称的当地拼写（如 Roma 或 Milano），后面加上普通词汇（如 moda、money 或 journal）。这些域名托管的网站，在结构、布局和内容大同小异，为一般性的政治、犯罪和娱乐文章，夹杂相对较多与中国有关的新闻，甚至直接来自中国的新闻机构。

《罗马日报》声称，根据内容分析，以及六个域名解析到中国大型企业腾讯拥有的一个未指定 IP 地址，小型网络集合可能由中国政府运营；此外，可能存在与这六个域名链接的更广泛的网站，但没有公开披露更多信息。

2023 年 11 月 13 日，韩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也发布了一份 报告，揭露了 18 个冒充韩国当地新闻机构的韩语网站。报告称，这些网站是中国公关公司深圳市海卖云享传媒有限公司（Shenzhen Haimaiyunxiang Media Co. Ltd）所为，这些网站与《罗马日报》曝光的六个意大利语网站对比，从技术结构到操作手法都非常相似。

这些动作引起了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高级研究员 Alberto Fittarelli 的兴趣并开始调查，研究结果发布于近期（2月7日）公布的报告《纸墙：中国网站冒充地方新闻机构，以亲北京内容吸引全球受众》（PAPERWALL: Chinese Websites Posing as Local News Outlets Target Global Audiences with Pro-Beijing Content）中，揭露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通过假冒当地新闻机构，大量的搜刮新闻内容，传播亲北京政权的言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攻击和编撰虚假信息的一系列行动。

「公民实验室」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个跨学科实验室，专注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权和全球安全交叉领域的研究、开发、高层战略政策和法律参与。该实验室采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结合政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和地区研究的实践。研究包括调查针对公民社会的数字间谍活动、记录互联网过滤和其他影响在线言论自由的技术和实践、分析流行应用程序的隐私、安全和信息控制，以及研究与公司和国家机构之间在个人数据和其他监控活动方面的关系有关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他们的研究中不乏对中国的审查、隐私侵害、网络安全漏洞等问题的关注，例如去年曝光的 腾讯搜狗输入法 存在加密漏洞容易暴露输入内容，获得了不少关注。；而对于微信（WeChat）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也有长期追踪研究。

此次公民实验室公布的报告中，将中国网站冒充其他国家当地新闻机构、并以毛细血管式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输出叙事的行动称为「纸墙」（Paperwall）。

调查显示，目前至少有 123 个「纸墙」网站，包含多种语言，与四大洲至少 30 个国家的地点相连。所有网站的内容和图片略有不同，但运作方式相同，有时参与协调活动，向海外推送中国的虚假信息，诋毁持不同政见者。

所有的「纸墙」网站都冒充了当地报纸，使用类似于「Rome Journal」、「Eiffel Post」、「BritishFT」、「Cordova Press」和「Incheon Focus」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名称。它们以目标语言发布日常内容，通常是不注明出处地从合法新闻机构，以及注明出处地从中国国家媒体（如 CGTN、《环球时报》）和和商业新闻稿（其中大部分与加密货币有关）中截取的内容。

除了亲北京的内容外，「纸墙」网站偶尔也会转贴直接攻击中国政权持不同政见者的内容，以及纯粹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通常都带有反美倾向。

不知情的读者从「纸墙」网站阅读到真实网站复制粘贴过来的真实新闻，没有报道来源，虚假信息则播撒在其中。这些虚假信息在部分目标国家的所有「纸墙」网站上都是英文的。例如关于美国政府在泰缅边境进行人体实验的阴谋论；以及对北京政权的外国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出生于中国的病毒学家闫丽梦因指控中国政府隐瞒 Covid-19 的人工起源而闻名，虽然国际科学界已经推翻了她的理论，但「纸墙」网站仍然假借舆论压力诋毁她，阻止她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职。

在传播范围方面，公民实验室在大多数欧盟国家发现了「纸墙」网站，此外还有土耳其（Cappadocia Post、Anadolu Ha）、巴西（Financeiro Post、Brazil Industry）、韩国（Seoul PR、Daegu Journal）、日本（Nikko News、Fujiyama Times）、俄罗斯（Find Moscow、Rostov Life）、墨西哥、阿根廷、美国、厄瓜多尔。

上文提及的韩国 NCSC 发现的公关公司深圳海卖，公民实验室团队也发现，海卖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纸墙」网站之间存在若干联系，包括相同的广告 ID。

此外，「纸墙」也与此前的中国 IO 有关联。123 个域名中有 98 个的反向链接直接指向 Times Newswire 网站，该网站表面上是一家中国新闻媒体，2023 年被谷歌旗下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标记。

Times Newswire 通过合法美国新闻网站的子域名网络传播内容，展开「HaiEnergy」宣传行动，其目标包括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行动名称「HaiEnergy」源于该活动使用的上海海讯社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设施和公关公司宣传的「正能量套餐」服务，「正能量」一词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术语，指正面描绘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信息。

（未完，见 下篇）

(接 上篇)

Mandiant 指出缺乏技术证据将海讯与 Times Newswire 明确联系起来，公民实验室也表示无法确认 Times Newswire 背后的操作者是否就是操作「纸墙」的公司。不过，数字痕迹关联了这两个实体，其中一个痕迹指向了「纸墙」网站的源头——同一座腾讯大厦。

可能有人认为，「纸墙」的影响力或破坏力不大，但其实依然值得担忧。例如 Graphika 和 Meta 于 2019 年曝光的一项长达六年之久的俄罗斯信息行动「Secondary Infektion」，其以一个低调的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庞大网络为基础，用 7 种语言和 300 个不同的平台传播低强度的宣传，包括选举干扰和对克里姆林宫持不同政见者的攻击），该行动在 2019 英国大选中将非法获得的有关英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文件张贴在 Reddit 上并宣传，影响 了英国潜在选民的意见。

此外，虽然在公民实验室这份报告公开时，「纸墙」网站流量不大，但该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一次注册多个网站，并长期保持，在缺乏戒心和新闻辨识素养的读者用户眼中，假冒网站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如果说此前的 HaiEnergy 是利用的是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那么「纸墙」则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数字基础设施，为策略转变。

再者，在大量表面上无害的新闻或宣传内容中，对北京的批评者人身攻击，从而提高攻击的可信度并扩大攻击的范围，会给目标人物带来特别有害的后果，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在所在国失去合法性、失去职业机会、受到认同中国政府议程的群体的口头或人身骚扰和恐吓。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份报告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私营公司在代表中国政府管理数字国际组织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私营公司 在创造和管理影响力行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新鲜，虚假信息雇佣行业正在 蓬勃发展 。与勒索软件攻击类似，此类行动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混合了各种意图和目的，很难正确界定此类实体并做出适当反应。 例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于 2023 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 文章 总结了近期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研究结果，主张通过制裁或其他可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来瓦解虚假信息雇佣行业。

收入驱动，而非意识形态驱使的虚假信息雇佣公司，往往不会去辨别客户动机。例如《卫报》（The Guardian）去年对以色列承包商团队利用黑客攻击、破坏和社交媒体上的自动虚假信息操纵了全球 30 多场选举的 新闻调查 所显示的，这些公司的来源和客户群都是全球性的。

「纸墙」网络中大量看似无害的商业内容包裹着政治宣传内容，不应被视为无害。在大量无关紧要甚至不受欢迎的内容中，植入虚假信息和有针对性的攻击片段，是众所周知的影响力行动的惯用伎俩，一旦这些片段被主流媒体或政治人物采用并合法化，最终就会带来巨大后果。

揭露这类公司及其策略，有助于了解政府如何通过雇佣企业代理人作为借口，还可以将研究重点转向这些代理方，通过揭露其行动来增强威慑力。

（完）

据近期《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道 ，中国少数几家仍坚持发表尖锐报道的新闻媒体，正被迫退出国际新闻评奖，以免被当局指责“勾结外国势力”。

总部位于北京的 财新传媒（Caixin Media） 曾在 2014 年至 2018 年连续五年获得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SOPA），但近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该公司两名资深员工向《日经亚洲》表示：“我们不能提交，即使收到海外机构的邀请，我们就是不能参。”

SOPA 于 1982 年在香港成立，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旨在表彰亚太地区最佳新闻报道。其成员包括《彭博》（Bloomberg）、《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几家台湾媒体。国营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也曾是其成员。

总部位于上海的《Sixth Tone》 是由中共上海市委主管的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英文网络杂志，是《澎湃新闻》 的姊妹刊，于2016年推出，其今年没有提交任何作品。从2017年到2023年，《Sixth Tone》每年都入围或获奖。今年，《澎湃新闻》和《第六声》甚至退出了 SOPA 会员资格。去年年底，上海报业传媒集团进行了一次管理改革，于10月成立了上海报业集团国际传播中心（Shanghai Global News Network，SGCN），《Sixth Tone》已成为 SGCN 的一部分，不再受《澎湃新闻》监管。

去年，由中国国家支持的《The World of Chinese》 也曾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媒体，但该刊今年亦未提交作品。

“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参加海外评奖肯定会有政治风险。我理解中国媒体的选择，因为生存更为重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著名新闻学教授表示，“然而，另一方面，参加 SOPA 的华文作品已经不多。如果有更多的华文媒体退出评选，可能会对 SOPA 本身的权威性产生一定影响。”SOPA 没有立即回应《日经新闻》的置评请求。

阿里巴巴旗下、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今年也退出了 SOPA，并减少了参赛作品。SOPA 上周五宣布，该报的一幅作品将入围优秀摄影作品决赛。《南华早报》没有回复《日经新闻》的询问。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明报》 等出版物退出了 SOPA 会员资格，但仍在继续提交参赛作品。

近年来，包括《财新》网和《Sixth Tone》在内的少数几家中国媒体，时对北京作出批评性报道，受到越来越多民族主义者的关注。《财新》的调查报道屡遭民族主义者攻击，称其“向西方递刀子”、“抹黑中国”。

2022 年末，中国当局突然取消了严厉的新冠清零措施，《Sixth Tone》制作了一个年度回顾项目 Year in Review 2022，用“婴儿荒”（baby bust）、“住房危机”（housing crisis）、“性别暴力”（gender violence）和“新冠病毒”（COVID）等流行语来代表这一年，描绘了一幅灰暗的中国图景。该项目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弹，抨击该媒体“频频获得 SOPA 等西方认可的国际奖项”，“明显带有抹黑中国的西方滤镜”。抨击发生后，《Sixth Tone》的高级编辑被上海当局要求撰写自我反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情况是，上面不允许提交 SOPA 等国际奖项，下面的人也不敢提交。”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闾丘露薇表示，中国媒体远离 SOPA，表明中国的新闻自由进一步收紧，甚至连过去相对宽松、旨在与国际同行接轨的中国英文媒体的空间也在缩小。“不过，对中国媒体来说，是否参加 SOPA 影响不大，因为这类奖项不会影响它们的读者群。”

「50岁时，每个人都有其应得的面容。」这句话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而有不少研究也支持了奥威尔的观察，表明多年来面部外观的变化可能受到个人性格和行为的影响。

最近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外貌，以适应自己的姓名。研究者试图确定父母是否根据婴儿的外观选择姓名；或者个人的面容外貌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与与他们姓名相关联的社会刻板印象保持一致。

这项研究（Zwebner et al 2024）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ANS）上，研究团队成员来自以色列赖赫曼大学 Arison 商学院的 Yonat Zwebner 博士、Moses Miller 博士以及 Jacob Goldenberg 教授，并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 Noa Grobgeld 和 Ruth Mayo 教授合作。

给定的姓名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社会标签。此前的研究表明，个人的面容可以反映其姓名。这项研究则探讨了这种「面容-姓名匹配效应」（face–name matching effect）的起源：姓名是否基于先天的面容特征给出，还是个人的面容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姓名相匹配。

研究人员的假设基于一个观念——姓名是一种承载社会意义和期望的刻板印象，最终会使人们对特定面孔的「正确姓名」形成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内化了与其姓名相关的特征和期望，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将其融入自己的身份和选择中。面部外观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人们根据这些期望选择特定的特征，例如发型、眼镜、妆容；间接的影响是，通过影响面部外观的其他行为，例如面部表情。 面部-姓名匹配效应背后的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面部外观可能会发生变化，最终反映我们「应该」看起来的样子。

研究人员还提及了语言学中的一种现象——波巴/奇奇效应（bouba/kiki effect），即当被问及何为bouba、何为kiki时，有 90% 以上的受试者会认为较圆滑的形状是 bouba，而有尖角的形状是 kiki。父母在婴儿出生前想好了一个名字，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宝宝出生时，却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于是不得不更改。这种经历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婴儿出生时的长相「天生」就与特定的名字相关联，从而导致父母为婴儿取一个与长相匹配的名字，但这一猜想至今尚未得到实证检验。

在研究中，9 至 10 岁的儿童和成人被要求将面孔与姓名匹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正确地将成人的面孔与相应的姓名匹配，显著高于随机水平。然而，当涉及到儿童的面孔和姓名时，参与者无法做出准确的关联。

在研究的另一部分，研究人员对机器学习系统喂食了包含大量人类面部图像的数据库。计算机发现，同名成年人的面部特征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显著高于不同名成年人的面部特征。相反，同名儿童与不同名儿童之间的面部特征没有发现显著的相似性。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一个人的面容与姓名之间的相似性来自于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面容外貌在长时间内会改变，以与与姓名相关的社会刻板印象相一致。这些刻板印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例如著名人物、圣经含义。刻板印象相关的特征不一定天生，但可能通过自我实现预言发展而来。

有趣的是，发现表明，尽管孩童较早就能学会识别姓名所涵的刻板印象，但在其面部特征表现这些刻板印象方面，直到发展后期才开始出现。大多数关于面部特征推断的发展研究都集中在儿童作为社会感知者上，关于特质何时开始在儿童面部特征中表现出来知之甚少。这项研究则发现，人们首先学会作为感知者识别姓名的刻板印象，之后才可能自己表现出这些刻板印象。可能是在一个人的外貌表现出来之前，一个人的名字对其个性有影响。

至于熟悉了他人刻板印象与自己表达这些刻板印象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看起来像姓名的年龄、可能影响表现这种效应程度的社会和个人因素、儿童面孔到成人面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使姓名与面孔匹配的准确性等问题还有待研究。

研究人员表示，其研究突显的效应存在更广泛意义，即社会期望的深远影响，证明了社会构建或结构确实存在，而这是迄今为止几乎无法通过实证研究测试验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外貌。此外，这也可能意味着其他的比姓名更为重要的个人因素，例如性别、种族，或许对成长也造成不小的影响。

另外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和刺激目标是来自讲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机器学习研究的刺激目标则来自美国数据库。不知道在其他国家和语言使用者中，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或有其他刻板印象组成的因素带来不同的影响和结果。

昨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即遭到国会取消，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在东亚的社群媒体上更是引发广泛讨论。对经历过长达38年戒严统治（1949-1987）的台湾人而言，「戒严」二字触动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拉萨和北京都经历过短暂的戒严，但这个概念似乎并未在集体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尽管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的管制状态也可视为一种类戒严的持续例外状态。然而，关于戒严制度本身的后设研究却相对罕见，这种特殊的紧急权力机制是如何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的也缺乏关注。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延续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英美法系的戒严制度沿着不同于欧陆法系的路径发展。英国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和1689年《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明确限制君主权力，强调法律至上，并保障公民权利。然而，随着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戒严法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暂停普通法的一种手段。例如，1838年加拿大的镇压行动和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事件中，当局均实施了戒严，暂停了普通法的运作。在美国，1849年的《Luther v. Borden》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面对内部危机时实施戒严的法律先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援引戒严权力，包括「habeas corpus」（暂停人身保护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徙和拘留，这一行动后来在1944年的《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被最高法院认可。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法系国家开始以「紧急权力」取代传统的戒严法。英国于1920年通过《Emergency Powers Act》（紧急权力法），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力。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通过《USA 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等立法，扩大了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权力。特别是「被拘留者」（detainee）的法律地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的设立，使被拘留者处于一个游离于「囚犯」和「战俘」之间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国家得以在不违背自由民主表象的情况下，规避正常的法律保护机制。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正式使用戒严令、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依赖《紧急情况规则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