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对英国国民保健署（NHS）的民族志 研究，讨论一线工作人员利用大量收集的病患数据改善服务的情况。* 最近英国「独特」的应对疫情手段广受关注，NHS 也 被质疑 其承受能力。虽然 NHS 预算资金一直在 增长，但增幅一直低于需求，直至去年末大选之后的施政大纲才承诺在 2023 至 2024 每年增加 340 亿英镑，并增加医疗人员。不过这个研究同当下困境并无直接关联。其中第八章也利用布迪厄对资本的分类，分析了 NHS 的医护的团队合作。

* Understanding how front-line staff use patient experience data for service improvement: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evaluation. ⏬

有关贝叶斯统计的经典教科书大概是 Edwin Thompson Jaynes 的 Probability Theory: The Logic of Science *，José M. Bernardo 的 Bayesian Theory ** 和 Andrew Gelman 的 Bayesian Data Analysis ***。最后一本或许比较适合社会科学入门，许多实例涉及政治学和社会学。作者 Andrew Gelman 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和政治学教授，带领开发统计编程语言 Stan，也通过自己的 博客 和为《华盛顿邮报》供稿 进行公共传播和讨论，在 YouTube 上也能找到他的许多课程、讲座等视频。

2016 年，Gelman 也参与了一场 再现性危机 （比起「可复制」还是更喜欢日译，可见 相关文献）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Amy Cuddy 在 2010 年的一项 研究 提出「有力姿势」（power posing）理论，即调整姿势，「假装」自信，增加「权力感」，可以实际形成生理变化，受试者睾酮上升，皮质醇下降。据此研究，Cuddy 也登上 TED，一时名声大噪。但随之受到操纵 p 值的质疑和再现性危机。Gelman 也对 Cuddy 研究缺乏严谨不断 批评。风波之后 Cuddy 在 2017 年默默离开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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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nes, E. T. (2003). Probability theory: The logic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Bernardo, J. M., & Smith, A. F. (2000). Bayesian theory. John Wiley & Sons. ⏬
*** Gelman, A., Carlin, J. B., Stern, H. S., Dunson, D. B., Vehtari, A., & Rubin, D. B. (2014). Bayesian data analysis. CRC press. ⏬

The Best Laid Plans…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During COVID-19

宾大实践教授 Sharon Ravitch 近年做了一些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昨天她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几点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做质性研究时的建议，包括选择参与者和资料收集方法的研究设计。传统社会结构产生变化，如何人性化地做线上研究看似是新问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就在访谈和焦点小组中利用创伤知情方法（trauma-informed methodology），也可以在迁移至当下的研究中。Ravitch 也引介了慢性疾病方法（chronic illness methodology），视研究为一个具体化项目，将研究者参与者的身体和生活经历作为研究过程的中心。*

* Kapadia-Bodi, M. (2016). Stories of our working lives: Literacy, power, & storytelling in the academic workplace (Order No. 10158578).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A&I: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ction. (1839273732). ⏬

YouTube's Copyright System Isn't Broken. The World's Is.

「The world has moved on, and copyright law hasn't.」

英美著作权体系通过一系列法案，构筑起了一套精确的定义版权范围和另一套含混不清的判定违法标准。对以往大公司之间相互竞争起到约束作用，但在如今自媒体兴起的当下，个人无力（金钱时间与法律知识）同其对抗，也就有了「迪士尼律师函警告」之类的梗出现。YouTube 的版权系统则借由 Content ID 这一预警系统，形成自身和创作者，同版权声明方之间的防火墙。

Tom Scott 在如此长篇幅的视频中以音乐、游戏、摄影、视频为例讲述了过时法律同现实世界夹缝中的 YouTube 著作权系统。台湾 YouTuber 官大为的频道 NiceChord (好和弦) 也曾多次提及规避音乐版权风险问题，也制作过一期用 Linux 和自由软件制作音乐的 简单教程。（BTW，好和弦远古第一期视频 解释了 Scott 开头提到的卡农和弦。）

中国宋代刊印书籍，开始出现「版权」一词。日本 1869 年制定《出版条例》，随后出台一系列 版权条例，至1893 年改《版権法》。1899 年，日本加入《伯恩公约》，改《著作権法》。后清廷于 1910 年制定《大清著作權律》，自此「著作权」作为正式名词沿用至今（除香港）。回到最初「版权」所指的书籍刊印，其工具「字体」在技术发展中自然也确立了严格的权利范围，但其「形」与「制」的争议也一直不断。在美国，typefaces（字体）、glyph（字形）、typography（字体排印）、calligraphy（书法）不受保护，font（计算机中的字体，台湾译字型，大陆通称字体因而困扰不断）才适用著作权保护。例如微软的识别系统中的 Segoe 字体，在十几年前也 诉讼缠身。2017 年的国际文字设计协会（ATypI）研讨会上，台湾字体公司文鼎科技的李信仪也做了亚洲的字体授权商业模式的 总结。中国的字体公司一方面羡慕于收益颇丰的国际巨头公司，另一方面又面临国内著作权体系缺失带来的诉讼与公关 困境。

著作权带来的法律与道德、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的紧张关系与冲突，「all the power is still with the people who have money」，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不同国家著作权系统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难题，或许缩短著作权保护期限无法根本上修复，但也是该跨出的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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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s:
- Marshall, L. (2001). Losing one's mind: bootlegging and the sociology of copyrigh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
- Sadaba, I. (2004).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 as a sociological conflict: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logic in a globalized world. ⏬
- Larsson, S. (2011). Metaphors and Norms -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Law in a Digital Society. Lund University. ⏬

此前提及 Contexts 期刊对新型冠状病毒征文，收集到来自多国的两百多篇文章。编辑部还在汇编整理中，目前发出第一辑，全球冠状病毒的流行: 对东亚反应的评论。其中包括四篇文章，来自 UC Davis 社会学教授骆明正、芝大社会学博士生卢宛孜、UBC 社会学副教授钱岳、哈佛社会学副教授雷雅雯。钱岳自大陆，其他三位出身台湾。

骆明正介绍了台湾遏制疫情的经验，介绍了王智弘等人所写的一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报告（Wang et al，2020）。也提出在不引发民粹主义争论的前提下，应该正视台湾医疗系统（也就是健保系统）的可持续的问题。

卢宛孜比较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亚洲四小龙在医疗保健策略上的差异，及不同政府平衡市场与社会力量的方式。

钱岳有自己的公众号「缪斯夫人」，也以此为笔名为《知识分子》供稿，积极参与公共社会学，学术和教学则集中于家庭人口学、性别相关。此前提到的美国社会中的「1%」 的 性别分布研究 （Yavorsky et al，2019），她也有参与。这篇文章讨论了社会隔离与城市封闭，中国的城市封闭并未造成剧烈社会动荡，而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不愿遵守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或涉及文化意识问题。

雷雅雯谈了作为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福利国家健康政策。此前 提及《中国 36 问》一书，她也写了其中一章。

虽然这四位学者都出身东亚，但也离开东亚多年，倒不是说研究离地，只是惋惜鲜有在地学者参与讨论。

How to Write Usefully - Paul Graham

「[I]f you write a bad sentence」

「importance + novelty + correctness + strength」

「Writing essays doesn't have to mean publishing them.」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新型冠状病毒的 追踪统计 做得较早，且全面，如今其数据也为大部分新闻媒体引用。最近将在 Coursra 开了一门为期两周的流行病学免费课程——Fighting COVID-19 with Epidemiology: A Johns Hopkins Teach-Out，讲述收集、分析并理解数据。

Simulating an epidemic

YouTube 频道 3Blue1Brown 由 Grant Sanderson 创建运营，他毕业于斯坦福，取得数学学士学位，曾在可汗学院制作了 多元微积分课程。他的视频基本上用的是自建的 Python 动画引擎 manim。本月初的 视频 中，他借分析 COVID-19 案例，介绍了指数增长和对数增长。昨天的这个新视频用 SIR 模型 做了流行病学模拟。对于该模型，Sanderson 也推荐了 Numberphile 一期视频 做了详细讲解；另外也推荐了《华盛顿邮报》和 Kevin Simler 的模拟，以及 minutephysics 频道做的可视化。

Reuters Institute 精选了本周 13 篇来自世界各国的关于 COVID–19 的 新闻报道。

《金融时报》数据可视化记者 John Burn-Murdoch 用对数尺度 表现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他也通过视频对此 解释。唯 网页新闻 中是一组静态图片，不可交互。

翻到王成军去年 12 月在计算传播学年会的主讲的一场工作坊——社会科学家的机器学习，发在集智俱乐部的哔哩哔哩频道上。上篇 GitHub 的几个 repo 也是来自他创建的 计算传播网。

这个 视频 虽然讲的是数据科学的论文的阅读方法，不过也适用于大部分学科。最早不知道从哪儿看到 Data Science Archive 频道，前段时间发现也在做 up 主，分享一些求职经验。视频里谈了不少，比如读论文同读书不同，质量参差不齐，除了读博或者更深的研究需求，需要选择性地精读。论文来源分成一手（期刊、会议、档案、检索等）、二手（野生收集（比如上条引述的之前一条中列的几个repo）、优质公开课中的 reference、研究/从业者的社交媒体等）、三手（综述）。阅读方法上也是和欧美许多大学各学院科系的写作阅读指导差不多，先从基本信息判断是否要读，要读的话看 intro 和 conclusion，有价值再读正文，每段第一句重点，带着批判性视角。做笔记和文献整理也很重要，不过也像他说的一样，工具其实没什么讲究，形成适合自己的高效方法论才是关键。

Axios 昨天的媒体趋势观察 通讯 中列举了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对新闻自由和新闻商业模式的影响。观察可见，除了传统威权政府利用这一危机对新闻自由进一步限缩，民主国家内的新闻自由也被 压缩。匈牙利 和 菲律宾 以打击「虚假信息」为由推出重法，与方口径相异或遭监禁和罚款；埃及和伊朗加大对记者的压力，埃及 驱逐 了《卫报》的一位 批评 当局病例数准确性的记者，伊朗 骚扰和拘留记者并统一数据口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淡化 疫情，贬低传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 攻击 新闻发布会上向他提问的 NBC 记者；中国…… 而在面临行政权力扩张挤压的同时，新闻传媒自身也面临 广告收入减少 等长期问题。Gannett、Maven Media、BuzzFeed、Vice Media、Group Nine Media、迪士尼等巨头宣布裁员减薪；《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坦帕湾时报》宣布严重亏损，后二者也削减发行。而美国新闻出版集团麦克拉奇二月破产重组，目前打算在其握有的三十家地方新闻建立付费墙，转化冠状病毒带来的对健康与安全担忧的增长用户。

Contexts 很快也发出了新的 COVID-19 汇编文章，医保与重要基础设施 及 新型冠状病毒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影响 两辑，前者反思美国近年反复的卫生行政系统，后者展开论述亚洲国家和文化的反应。

社会信任与 社会资本 在缺乏强制手段的民主社会中更为重要。美国乡村地区虽然目前还未大流行，但仍有相当隐患存在，而 Derrick Shapley 提及的第五点原因，即大片农村地区缺乏宽带造成资讯缺失，或带来防疫隐患，美国农村基础设施与医疗系统若能把握机会长远建设才能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李逸飞 讨论 了新冠肺炎或成为监控国家的借口，他在上海观察了中国扩大监控国家的过程，借萧强的「数字不自由」（digital unfreedom）概念阐述对监控扩大的道德隐忧。

UMBC 博士生 Huiguang Ren 做了一项新冠肺炎爆发期间的家庭教育的 实证研究，对温州 20 位中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中下阶层的父母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倾向于用恐惧引导的方式促使儿童参与戴口罩、勤洗手等防疫措施，但长久会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这些名称并非凭空出现。但最近的各国媒体多采用专业、中立的称谓，台湾除少数泛绿政党立场媒体，也多改口。Aggie J. Yellow Horse 和 Karen J. Leong 文中 提及了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即最早出现的「武汉肺炎」这个粗糙的称谓从何而来。就我个人的记忆，一月初，开始出现「China Pneumonia」和「Wuhan pneumonia」「Wuhan virus」，但只是在新闻标题中，或为缩短文字而将地名同事件连结，内文并无此称呼。二月初，中国国务院宣布 暂时命名 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WHO 随后宣布正式名称。由此才引发了立场与称谓的争论，微博上也产生对使用「武汉肺炎」字眼的猎巫趋势。不过就像 Horse 和 Leong 讨论的一样，歧视性的称谓带来更大的污名化、仇外与种族主义。是否要以这样的后果作为促进民主进步的行动的代价也是许多人应该反思的。

最后，喜欢郑号锡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Grace Kao 和喜欢金泰亨的 OSU 博士生 Wonseok Lee 讨论 了防弹少年团在欧美的火爆，是否能保护亚裔免受仇外心理的危害。不过我倒是好奇，日韩的流行文化中「戴口罩」现象对欧美的「口罩恐惧」改观几何等问题。

【STORY STUDIO】百年笑話大挑戰！1915年的笑點你還笑得出來！？

笑话从不同学科的视角都可以分析。历史学可以挖掘其反映的集体记忆与日常生活；人类学此案中百年前日本人了解殖民地风俗，今人反诸己身；社会学也可观察笑、笑话、幽默、诙谐这一社会现象蕴含的政治、宗教、族群、性别、宗教、职业等人际关系、社会制度与文化差异。（Fine，1983；Palmer，1994；Gundelach，2000；Ferguson，2008；Shifman，2009）

在 IG 看到 NHK 的广告，传记电影ストレンジャー～上海の芥川龍之介～（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上下两集是去年底放送的。1921 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报社记者走访中国，造访革命前夜的 芥川龙之介，让我想到千余年前入唐求法巡礼，遭遇会昌毁佛的 圆仁，他们都用文字记录了动荡的中国。YouTube 上有一节东洋大学日本文学教授山崎甲一讲《罗生门》 的特别讲座。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法不去思考政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昨日发表关于新冠肺炎的 电视讲话（文字稿），其中提及上世纪 40 年代二战期间的歌曲，回顾 1940 年同其妹玛格丽特公主首次 广播（文字稿）。可以明显听出，伊丽莎白二世的口音产生变化，或于 80 年代开始转变，受南英格兰口音影响（Harrington et al., 2000; Wardhaugh, 2015）。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开放课程，朱晓海教授的 古籍导读。这是其中 第一讲 五个小时课程中的粗口片段合集，一边看一边剪出来，太好玩了。

《美联社格式指南》的 Twitter 晚上发了一条 推文，提起「over」和「more than」的用法辩论。虽然这本格式指南面向记者，但自 1953 年公开出版以来，其对语法、标点等格式的规范也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

在英语用法中，曾一度普遍认为在表述数额「超过」或「少于」时，「more than / less than」要比「over / under」更为妥帖。而《美联社格式指南》的两位编辑在 2014 年的美国编辑学会（ACES）年会上 宣布 修改此前对这一用法的规范，即不再强调何者更为适当，改为两者都可接受，随即引发 热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新华社突然宣布，以后的通告无需再循《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 了，或者人民日报不再用「毛式中文」写评论了，大家都会十分在意（新华社十余年来禁用「亲自」报道领导人活动，不过最近反倒是滥用起来）。

就像推文中也提到的，「over」在新闻标题中更节约字数，其实这么多年以来许多报章标题也如此做，因此作出此修改也是基于语言的动态变化。去年底的 Grammar Girl 播客的 一期节目 也谈了这个议题。

这也让我想到了 The Devil's Dictionary 中的对词典编纂者的戏谑（见图）。重视语法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但也应小心变成「语法沙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