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下的「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究竟是一种治理进步，还是统治技术的精进？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昨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即遭到国会取消，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在东亚的社群媒体上更是引发广泛讨论。对经历过长达38年戒严统治（1949-1987）的台湾人而言，「戒严」二字触动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拉萨和北京都经历过短暂的戒严，但这个概念似乎并未在集体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尽管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的管制状态也可视为一种类戒严的持续例外状态。然而，关于戒严制度本身的后设研究却相对罕见，这种特殊的紧急权力机制是如何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的也缺乏关注。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延续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英美法系的戒严制度沿着不同于欧陆法系的路径发展。英国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和1689年《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明确限制君主权力，强调法律至上，并保障公民权利。然而，随着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戒严法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暂停普通法的一种手段。例如，1838年加拿大的镇压行动和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事件中，当局均实施了戒严，暂停了普通法的运作。在美国，1849年的《Luther v. Borden》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面对内部危机时实施戒严的法律先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援引戒严权力，包括「habeas corpus」（暂停人身保护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徙和拘留，这一行动后来在1944年的《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被最高法院认可。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法系国家开始以「紧急权力」取代传统的戒严法。英国于1920年通过《Emergency Powers Act》（紧急权力法），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力。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通过《USA 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等立法，扩大了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权力。特别是「被拘留者」（detainee）的法律地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的设立，使被拘留者处于一个游离于「囚犯」和「战俘」之间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国家得以在不违背自由民主表象的情况下，规避正常的法律保护机制。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正式使用戒严令、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依赖《紧急情况规则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延续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英美法系的戒严制度沿着不同于欧陆法系的路径发展。英国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和1689年《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明确限制君主权力，强调法律至上，并保障公民权利。然而，随着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戒严法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暂停普通法的一种手段。例如，1838年加拿大的镇压行动和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事件中，当局均实施了戒严，暂停了普通法的运作。在美国，1849年的《Luther v. Borden》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面对内部危机时实施戒严的法律先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援引戒严权力，包括「habeas corpus」（暂停人身保护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徙和拘留，这一行动后来在1944年的《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被最高法院认可。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法系国家开始以「紧急权力」取代传统的戒严法。英国于1920年通过《Emergency Powers Act》（紧急权力法），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力。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通过《USA 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等立法，扩大了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权力。特别是「被拘留者」（detainee）的法律地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的设立，使被拘留者处于一个游离于「囚犯」和「战俘」之间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国家得以在不违背自由民主表象的情况下，规避正常的法律保护机制。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正式使用戒严令、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依赖《紧急情况规则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展，TikTok必须在2025年1月19日前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关停的命运。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SAIS）中国研究中心去年 9 月汇编出版了《Studying China in the Absence of Access: Rediscovering a Lost Art》（缺乏接触条件下的中国研究：重拾失落的艺术）由，收录 Joseph Fewsmith、Thomas Fingar、Alice Miller 与 Frederick Teiwes 四位学者 2021 年的讲座内容，系统性地探讨了在研究环境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如何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开展中国研究，特别是对 1960-1970 年代「闭关时期」的中国的研究方法。书中收录多份珍贵文件影本，包括 1982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内部讨论笔记等，为研究中共党史中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转型提供新视角。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lisa Maria Wirsching 的 一项研究 ，试图探讨官僚机构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权力，挑战传统对官僚─政治家关系的理解，揭示官僚机构如何通过「策略性怠工」（strategic shirking）来对抗政治原则，借此影响选民以施压民选官员。Elisa Maria Wirsching 将在今年 9 月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担任助理教授。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