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即遭到国会取消，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在东亚的社群媒体上更是引发广泛讨论。对经历过长达38年戒严统治（1949-1987）的台湾人而言，「戒严」二字触动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拉萨和北京都经历过短暂的戒严，但这个概念似乎并未在集体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尽管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的管制状态也可视为一种类戒严的持续例外状态。然而，关于戒严制度本身的后设研究却相对罕见，这种特殊的紧急权力机制是如何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的也缺乏关注。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延续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英美法系的戒严制度沿着不同于欧陆法系的路径发展。英国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和1689年《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明确限制君主权力，强调法律至上，并保障公民权利。然而，随着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戒严法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暂停普通法的一种手段。例如，1838年加拿大的镇压行动和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事件中，当局均实施了戒严，暂停了普通法的运作。在美国，1849年的《Luther v. Borden》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面对内部危机时实施戒严的法律先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援引戒严权力，包括「habeas corpus」（暂停人身保护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徙和拘留，这一行动后来在1944年的《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被最高法院认可。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法系国家开始以「紧急权力」取代传统的戒严法。英国于1920年通过《Emergency Powers Act》（紧急权力法），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力。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通过《USA 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等立法，扩大了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权力。特别是「被拘留者」（detainee）的法律地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的设立，使被拘留者处于一个游离于「囚犯」和「战俘」之间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国家得以在不违背自由民主表象的情况下，规避正常的法律保护机制。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正式使用戒严令、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依赖《紧急情况规则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延续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英美法系的戒严制度沿着不同于欧陆法系的路径发展。英国1628年的《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和1689年《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明确限制君主权力，强调法律至上，并保障公民权利。然而，随着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戒严法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暂停普通法的一种手段。例如，1838年加拿大的镇压行动和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事件中，当局均实施了戒严，暂停了普通法的运作。在美国，1849年的《Luther v. Borden》确立了联邦政府在面对内部危机时实施戒严的法律先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援引戒严权力，包括「habeas corpus」（暂停人身保护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徙和拘留，这一行动后来在1944年的《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被最高法院认可。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法系国家开始以「紧急权力」取代传统的戒严法。英国于1920年通过《Emergency Powers Act》（紧急权力法），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力。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通过《USA 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等立法，扩大了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权力。特别是「被拘留者」（detainee）的法律地位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的设立，使被拘留者处于一个游离于「囚犯」和「战俘」之间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国家得以在不违背自由民主表象的情况下，规避正常的法律保护机制。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正式使用戒严令、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依赖《紧急情况规则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展，TikTok必须在2025年1月19日前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关停的命运。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禁令，TikTok计划于1月19日关闭其美国用户服务。届时，用户打开应用将看到一个弹窗，引导他们访问包含禁令信息的网站。即使TikTok不主动采取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更新，应用最终也将无法使用。目前TikTok在美拥有1.7亿用户，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仅32%的美国人支持禁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率先提出禁止该应用，但最近表示愿意尝试挽救TikTok。
尽管距离最终期限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大量美国用户的迁移潮。许多用户选择 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
TikTok在美国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对其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的担忧。TikTok多次否认这些指控，声称采取了措施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不过政治压力仍然使其面临关停的风险。
小红书因其与TikTok相似的功能和内容形式迅速成为热门选择。小红书在TikTok禁令消息传出后，迅速登上美国App Store下载量榜首。
其实在美国TikTok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过程中，字节跳动旗下的另一款应用Lemon8也在积极吸引TikTok用户。TikTok通过赞助内容积极推广了Lemon8，并进行后台整合，允许用户直接使用TikTok账号登录。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产品，Lemon8同样面临被禁的风险，但字节跳动似乎在赌博监管机构和应用商店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TikTok上，而忽视其他应用。
一些用户也开始转向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替代平台，这些平台都提供类似的垂直短视频功能。而这群数十万自称TikTok refugee的美国用户为何没有选择Google和Meta产品，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功能相对单一和传统，缺乏TikTok式的沉浸体验之外，另一方面当然有对Google、Meta、Amazon等本国科技巨头的不信任，也是透过仍然选择中国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而中国政府对此现象展现出了也算合理的策略性容忍，背后其实是精密的分众治理逻辑。在讯息控制方面，中国网民无法直接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在官方论述中被刻意淡化，此一选择性沉默本身即为治理技术。中国外交部的正面表态尤其值得注意，当跨境数字互动符合国家利益时，官方话语系统可快速将其纳入正面叙事框架， 表演中国的开放姿态。
对于字节跳动通过多款产品在全球市场布局的作为，中国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立场，反映出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双轨制特点，即对内维持严格管控，对外则保持战略性灵活度，既服务于扩大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又不影响国内的管控体系。
这批所谓TikTok refugee用户构成里，KOL在平台迁移中展现明显优势，他们可直接继续使用以往在TikTok制作内容的方式，甚至无需中文能力即可吸引观众，视觉导向内容比如美妆、搞笑、软色情等具有跨语言传播力。且他们已经熟悉社群平台敏感词规避技巧，这些在TikTok上经营许久的KOL们已习惯一定程度的内容限制，也许也能适应跟严格一些的小红书。已经有些KOL因为他们的影片带有 TikTok 水印而受到处罚。
另一边，普通美国用户的行为模式、内容消费和创作倾向、对平台规则的适应程度难以观察，或许他们因语言障碍，主要会停留在视觉导向的内容消费层面。服务中国本土市场为主的小红书目前缺乏内置翻译功能，TikTok refugee只能依赖第三方翻译工具进行交流。有些美国人尝试使用美国电话号码验证其帐户时，无法收到验证码，多次尝试下被认为是可疑的机器人活动而 导致帐户被停 ，且没有明确解释。
TikTok refugee们的画像也不难看出，他们对社群媒体依赖度高，缺乏对中国网路管制体系的认知，甚至对中国抱持浪漫化想像，对中国政治议题缺乏兴趣甚至持正面态度，已习惯平台内容限制，主要追求娱乐性内容，能接受不同平台的管制标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管理风险并不高，这群人既不具备突破审查的动机，也不了解中国网路管制全貌，短期内或能顺利适应小红书环境。小红书的单一化版本，与TikTok/抖音的海外/中国区隔运营模式形成对比，因而对于只有中国版的小红书来说，或许也只能继续维持严格内容审核标准。
至于小红书上或者其他中国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民族主义情绪的短暂爆发被官方默许并加以利用，部分中国网民将美国用户涌入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反向文化输出论述被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构。即使这种叙事存在明显盲点——忽视中国用户无法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现实，过度解读特定群体行为为文化胜利，低估跨文化理解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的数字治理逻辑展现出对内严格区隔、对外选择性开放的特征，这种模式愈发成熟，凸显出话语权力的精确运作机制、群体间认知差异、官方论述的策略性调整，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动员，也展现平台技术特性与内容管制机制如何构成更大社会控制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及用户行为、平台策略与国家治理目标间的更模糊的互动关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SAIS）中国研究中心去年 9 月汇编出版了《Studying China in the Absence of Access: Rediscovering a Lost Art》（缺乏接触条件下的中国研究：重拾失落的艺术）由，收录 Joseph Fewsmith、Thomas Fingar、Alice Miller 与 Frederick Teiwes 四位学者 2021 年的讲座内容，系统性地探讨了在研究环境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如何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开展中国研究，特别是对 1960-1970 年代「闭关时期」的中国的研究方法。书中收录多份珍贵文件影本，包括 1982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内部讨论笔记等，为研究中共党史中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转型提供新视角。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受麦卡锡主义冲击，学界转向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作为研究基地，该中心汇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突破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禁忌，并建立跨国学术网络。书中详述里 1970 年代美国《国防教育法》与福特基金会如何推动区域研究，培育出首批系统性分析中共体制的学者群。
在媒体解析技方面，书中收录了 1980 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讲话记录》（中发〔1980〕77号）等未公开史料，示范如何从党媒修辞差异解读权力动态。例如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透过比对《解放军报》转载规格与邓小平后续讲话，推论高层路线斗争轮廓。另分析《参考消息》与《内部参考》的资讯落差，揭示体制内外资讯传递的阶层性，耶揭示了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权力互动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复杂。
学者们也利用数据拼图方法，以 1976-1979 年华国锋过渡期为例，展示如何从零散讯息重建权力图景。如人事档案交叉比对省级党报领导排名变动反映地方派系重组；从 1977 年「四个现代化」排序从「农工」改为「工农」的政策表述微调，暗示工业派抬头；1979 年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时的外交礼仪细节，观察中方陪同人员对华国锋的态度变化等。
编者 Andrew Mertha 在结论指出，当前研究环境与冷战时期具高度相似性——档案限制上，中共党史档案开放周期从 2012 年平均 12 年延长至 2023 年的 28 年；田野障碍方面，2020-2023 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从 37 万降至 28.9 万；另有数位监控问题，微信等平台实名制使学者难以进行匿名访谈。当下的学者需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机构运作逻辑与文化语境解读。
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lisa Maria Wirsching 的 一项研究 ，试图探讨官僚机构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权力，挑战传统对官僚─政治家关系的理解，揭示官僚机构如何通过「策略性怠工」（strategic shirking）来对抗政治原则，借此影响选民以施压民选官员。Elisa Maria Wirsching 将在今年 9 月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担任助理教授。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
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波动——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急升，股市下挫，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及伴随而来的 Donald Trump 政府突兀的关税政策反覆，引发了财经界的广泛关注与猜测，已不能仅将此系列事件视为孤立的市场技术性调整或单纯的政策冲击。
核心的问题在于，此波市场震荡与政策反覆，揭示了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遗留了哪些结构性脆弱点？Trump 政府看似混乱的关税策略，如何体现了其「美国优先」论述下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意图，又如何触发了「武器化的相互依赖」的新型态国家竞争？中国作为此轮博弈的主要对象，其应对策略又反映了其国家能力与全球战略的何种演进？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动，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区域的社会结构、经济福祉乃至个体经验？
首先，应将市场波动视为政治权力、制度安排与经济行动者策略互动的结果，而非纯粹的供需失衡。关注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如何塑造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与风险分布，例如后 2008 年《巴塞尔协议 III》等规范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约束，如何间接促使风险转移至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体系，从而产生新的系统性风险节点。
其次，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不单纯是经济工具，而已成为地缘政治权力展演与国际规范重塑的手段。借鉴 Abraham Newman 与 Henry Farrell 等学者提出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概念，国家利用其在全球网络（金融、科技、资讯）中的枢纽地位施加胁迫。从国家行为背后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动员因素，观察「美国优先」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这种政策对美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侵蚀。
第三，应将当前事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例如回顾「中国冲击」的历史经验，理解过去的社会经济后果，批判当前政策制定是否吸取了历史教训，尤其是在政策变化的速度与社会调适能力之间的张力问题。关注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变迁，例如中国如何因应外部压力而逐步建构其自身的经济反制工具箱，及国内制度如何应对外部冲击。
第四，比较维度上，例如 Seema Chishti 将 Trump 关税与印度莫迪政府的「废钞令」进行类比，可以看出特定类型政治领袖在推行欠缺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时所共有的模式与风险。以及比较不同国家或区域（如东协）在美国与中国两大强权竞逐下的策略选择与制度调适。
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抛售潮，其收益率（yield）的急速攀升，甚至与股市同步下跌，打破了传统认知中作为「避风港」资产的特性，引发市场恐慌。金融媒体迅速聚焦于几个直接触发因素，包括所谓「基础交易」的解除压力以及对冲基金的去杠杆化行为。「基础交易」问题的凸显，根源在于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为了强化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监管机构提高了资本要求与流动性标准，限制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力。这虽然降低了银行的个体风险，却也压缩了其提供市场流动性与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压力，为监管相对宽松的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了套利空间。基础交易——利用现货国债与期货合约之间的微小价差，并通过回购市场进行高杠杆融资——成为对冲基金追求超额收益的重要策略，同时也间接为国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高频交易机构与对冲基金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影子交易商」。然而，这种由监管套利催生的市场结构，内在地具有「顺周期性」的脆弱。一旦市场出现波动，风险模型触发去杠杆指令，这些「影子交易商」便会迅速撤离，引发连锁抛售，加剧市场的流动性枯竭。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 Torsten Slok 估计此类交易规模已达 8000 亿美元，远超 2020 年的水平，风险敞口显著扩大。因此，基础交易的风波，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交易策略的失灵，其实是监管改革引致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重新分配与集中的结构性后果。
其次，「避风港」地位的动摇，则直接关联到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政策稳定性的信心危机。花旗银行策略师 Ben Wiltshire 直言，这可能标志着「政权转移」。前美国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 在社群媒体 X 上警示，全球金融市场对待美国资产的方式如同对待「有问题的新兴市场」。信心的流失，显然与 Trump 政府反覆无常的政策风格，特别是此次突袭式的关税行动及其混乱的计算方式密切相关，Matthew Klein 分析直指其所谓公式可能是源于 AI 聊天机器人。当全球最大主权债务市场的发行国，其政策制定显得高度不可预测、缺乏经济理性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任意性时，投资者自然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国债的避险属性随之减弱。这解释了为何在市场动荡时，资金并未如常规般涌入美债，反而出现抛售。除了是市场情绪的反应，也是对国家制度信誉的重估。PIIE 的分析也预示了，以邻为壑的关税政策将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GDP 下降、通膨上升，进一步削弱其资产吸引力。
再者，联准会（Fed）的角色及其政策空间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2020 年疫情初期，联准会通过大规模购债等紧急措施稳定市场，客观上为基础交易提供了隐性的「兜底」。然而，正如一些市场参与者与学者所指出的，干预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鼓励更高程度的杠杆交易。更关键的是，在当前通膨压力仍存、且 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本身就具有推升物价效果的背景下，联准会再次大规模干预市场以救助特定交易策略的政治与经济成本显著升高。市场对于联准会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出手干预充满疑虑，德意志银行指出市场已开始计价紧急降息的可能性。政策应对上的模糊性，本身就构成了市场不稳定的又一重要来源。
综合来看，近期美债市场的动荡，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塑造的新型市场脆弱性、Trump 政府政策引发的国家信誉危机，以及中央银行在复杂约束下面临的政策困境。
（上完，下见）
核心的问题在于，此波市场震荡与政策反覆，揭示了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遗留了哪些结构性脆弱点？Trump 政府看似混乱的关税策略，如何体现了其「美国优先」论述下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意图，又如何触发了「武器化的相互依赖」的新型态国家竞争？中国作为此轮博弈的主要对象，其应对策略又反映了其国家能力与全球战略的何种演进？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动，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区域的社会结构、经济福祉乃至个体经验？
首先，应将市场波动视为政治权力、制度安排与经济行动者策略互动的结果，而非纯粹的供需失衡。关注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如何塑造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与风险分布，例如后 2008 年《巴塞尔协议 III》等规范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约束，如何间接促使风险转移至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体系，从而产生新的系统性风险节点。
其次，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不单纯是经济工具，而已成为地缘政治权力展演与国际规范重塑的手段。借鉴 Abraham Newman 与 Henry Farrell 等学者提出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概念，国家利用其在全球网络（金融、科技、资讯）中的枢纽地位施加胁迫。从国家行为背后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动员因素，观察「美国优先」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这种政策对美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侵蚀。
第三，应将当前事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例如回顾「中国冲击」的历史经验，理解过去的社会经济后果，批判当前政策制定是否吸取了历史教训，尤其是在政策变化的速度与社会调适能力之间的张力问题。关注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变迁，例如中国如何因应外部压力而逐步建构其自身的经济反制工具箱，及国内制度如何应对外部冲击。
第四，比较维度上，例如 Seema Chishti 将 Trump 关税与印度莫迪政府的「废钞令」进行类比，可以看出特定类型政治领袖在推行欠缺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时所共有的模式与风险。以及比较不同国家或区域（如东协）在美国与中国两大强权竞逐下的策略选择与制度调适。
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抛售潮，其收益率（yield）的急速攀升，甚至与股市同步下跌，打破了传统认知中作为「避风港」资产的特性，引发市场恐慌。金融媒体迅速聚焦于几个直接触发因素，包括所谓「基础交易」的解除压力以及对冲基金的去杠杆化行为。「基础交易」问题的凸显，根源在于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为了强化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监管机构提高了资本要求与流动性标准，限制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力。这虽然降低了银行的个体风险，却也压缩了其提供市场流动性与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压力，为监管相对宽松的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了套利空间。基础交易——利用现货国债与期货合约之间的微小价差，并通过回购市场进行高杠杆融资——成为对冲基金追求超额收益的重要策略，同时也间接为国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高频交易机构与对冲基金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影子交易商」。然而，这种由监管套利催生的市场结构，内在地具有「顺周期性」的脆弱。一旦市场出现波动，风险模型触发去杠杆指令，这些「影子交易商」便会迅速撤离，引发连锁抛售，加剧市场的流动性枯竭。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 Torsten Slok 估计此类交易规模已达 8000 亿美元，远超 2020 年的水平，风险敞口显著扩大。因此，基础交易的风波，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交易策略的失灵，其实是监管改革引致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重新分配与集中的结构性后果。
其次，「避风港」地位的动摇，则直接关联到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政策稳定性的信心危机。花旗银行策略师 Ben Wiltshire 直言，这可能标志着「政权转移」。前美国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 在社群媒体 X 上警示，全球金融市场对待美国资产的方式如同对待「有问题的新兴市场」。信心的流失，显然与 Trump 政府反覆无常的政策风格，特别是此次突袭式的关税行动及其混乱的计算方式密切相关，Matthew Klein 分析直指其所谓公式可能是源于 AI 聊天机器人。当全球最大主权债务市场的发行国，其政策制定显得高度不可预测、缺乏经济理性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任意性时，投资者自然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国债的避险属性随之减弱。这解释了为何在市场动荡时，资金并未如常规般涌入美债，反而出现抛售。除了是市场情绪的反应，也是对国家制度信誉的重估。PIIE 的分析也预示了，以邻为壑的关税政策将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GDP 下降、通膨上升，进一步削弱其资产吸引力。
再者，联准会（Fed）的角色及其政策空间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2020 年疫情初期，联准会通过大规模购债等紧急措施稳定市场，客观上为基础交易提供了隐性的「兜底」。然而，正如一些市场参与者与学者所指出的，干预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鼓励更高程度的杠杆交易。更关键的是，在当前通膨压力仍存、且 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本身就具有推升物价效果的背景下，联准会再次大规模干预市场以救助特定交易策略的政治与经济成本显著升高。市场对于联准会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出手干预充满疑虑，德意志银行指出市场已开始计价紧急降息的可能性。政策应对上的模糊性，本身就构成了市场不稳定的又一重要来源。
综合来看，近期美债市场的动荡，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塑造的新型市场脆弱性、Trump 政府政策引发的国家信誉危机，以及中央银行在复杂约束下面临的政策困境。
（上完，下见）
（上接）
Trump 政府在 2025 年初发动的新一轮关税攻势，特别是其反覆无常的实施方式——从最初涵盖广泛的「互惠关税」，到针对中国的超高额关税，再到对多数国家暂缓 90 天——不仅搅动了全球贸易格局，更成为理解当代国家间经济竞争手段演变的关键案例。
在全球化深化形成的复杂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将经济相互联系转化为胁迫性权力工具。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表面上是为了「纠正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但其深层逻辑更接近于利用美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作为杠杆，迫使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乃至安全议题上做出让步，服务于其「美国优先」的议程。Trump 更大的目标是要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基于规则、合作的体系转向基于权力、支配的关系，试图打破战后自由贸易秩序，将其他国家置于需要不断向美国「输诚」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地位。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关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危害，其本质上是一种财政紧缩，将成本主要转嫁给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且其基于双边贸易差额的计算方式完全无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现实与总体经济平衡的原理，暴露出政策制定的粗糙与非理性。Ben Casselman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借由回顾「中国冲击」的历史教训，批评 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忽略了经济结构快速调整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与调适成本，可能重蹈覆辙，甚至制造出更快速、影响更广泛的「新冲击」。
Annie Massa 等人在彭博社的报导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华尔街与企业界对 Trump 政府的「预期性服从」现象。摩根大通策略师 Michael Cembalest 在报告中刻意涂黑部分内容，并在客户简报中坦言自我审查，正是这种氛围的缩影。当国家权力展现出高度任意性与惩罚性时，即使是强大的经济行动者也会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而进行自我约束，限制公开批评，对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和政策辩论构成了潜在威胁。经济政策的影响远不止于市场数字，更关乎权力关系、言论空间与社会信任。
关税作为经济工具，主要通过减少消费者购买力实现效果。当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减少消费，外国生产者则需降价或减少出口。然而，这种政策存在重大认知误区。一是将双边贸易赤字视为整体经济问题，忽视产品结构、地理位置等因素；二是过度简化制造业就业流失原因，忽略自动化等结构性变化。从历史来看，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自二战后持续下降，远早于中国加入 WTO，2001 年后中国进口只是加速了这一已有趋势。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呈现出新的特征。Evan S. Medeiros 与 Andrew Polk 在《华盛顿季刊》发表的论文，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自 2018 年以来，为应对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而发展的一系列新的法律与监管工具，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UEL）、「阻断规则」（Blocking Rules）、「反外国制裁法」（AFSL）、新的「关税法」、网络安全审查、反垄断与并购审查以及出口管制体系等。研究指出，一系列工具的发展深受美国相关做法的启发，是中国试图建立对等反制能力（countervailing power）的体现。初期，中国在使用这些工具时相对谨慎、克制，多采取精准打击和象征性行动，避免过度升级和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然而，文章也观察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中国运用这些「经济武器」的频率与范围显著增加，且开始超越单纯的报复性目的，可能转向更主动地运用这些工具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拓展长臂管辖能力，甚至促进国内技术创新。例如，对镓、锗等关键矿物及其加工技术的出口管制，以及针对美国 PVH 集团和 Illumina 公司的 UEL 调查与列名，还有对 Google 的反垄断调查重启，都显示出中国的反制手段日趋多样化和「不对称化」，不再局限于「关税 vs 关税」的模式。
中国国内的应对机制也值得关注。在关税冲击引发市场恐慌后，中国人民银行、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协同行动，通过增持、提供再贷款支持、放宽险资入市比例等「三重缓冲」措施来稳定股市，显示中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国家干预机制，以应对外部冲击、管理市场预期、维护金融稳定。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汇金+央行融资」模式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支持，有助于遏制非理性波动，并可能引导资本流向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
美中经济对抗对全球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东南亚等地区。东盟面临多重挑战，美国政策破坏东盟团结，利用双边同盟关系；削弱东盟制度凝聚力；改变印太战略，稀释东盟印太展望；加剧经济依赖中国与安全依赖美国的矛盾。东盟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加强东盟中心性、选择性结盟、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倡导「规范性领导」，以维持战略自主。
跨国企业则陷入困境。中国的精准反制措施，如反垄断调查、网络安全审查、出口管制，直接打击美国高科技企业。全球供应链被迫调整，许多产业面临成本上升和业务重组，部分企业已开始裁员。消费者则承受价格上涨，电子产品、玩具、进口食品价格上涨，而地缘政治紧张也影响个人跨国流动，欧洲访美游客同比减少 17%，部分国家下降超 20%。
总体而言，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美中两大国之间经济摩擦的升级，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互动模式深刻转变的缩影，凸显了「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成为国家竞争常态工具的风险，激发了中国等国家加速发展反制能力与国内稳定机制的进程。动态博弈的结果，将对全球治理结构、供应链布局乃至各国国内社会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完）
Trump 政府在 2025 年初发动的新一轮关税攻势，特别是其反覆无常的实施方式——从最初涵盖广泛的「互惠关税」，到针对中国的超高额关税，再到对多数国家暂缓 90 天——不仅搅动了全球贸易格局，更成为理解当代国家间经济竞争手段演变的关键案例。
在全球化深化形成的复杂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将经济相互联系转化为胁迫性权力工具。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表面上是为了「纠正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但其深层逻辑更接近于利用美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作为杠杆，迫使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乃至安全议题上做出让步，服务于其「美国优先」的议程。Trump 更大的目标是要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基于规则、合作的体系转向基于权力、支配的关系，试图打破战后自由贸易秩序，将其他国家置于需要不断向美国「输诚」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地位。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关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危害，其本质上是一种财政紧缩，将成本主要转嫁给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且其基于双边贸易差额的计算方式完全无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现实与总体经济平衡的原理，暴露出政策制定的粗糙与非理性。Ben Casselman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借由回顾「中国冲击」的历史教训，批评 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忽略了经济结构快速调整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与调适成本，可能重蹈覆辙，甚至制造出更快速、影响更广泛的「新冲击」。
Annie Massa 等人在彭博社的报导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华尔街与企业界对 Trump 政府的「预期性服从」现象。摩根大通策略师 Michael Cembalest 在报告中刻意涂黑部分内容，并在客户简报中坦言自我审查，正是这种氛围的缩影。当国家权力展现出高度任意性与惩罚性时，即使是强大的经济行动者也会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而进行自我约束，限制公开批评，对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和政策辩论构成了潜在威胁。经济政策的影响远不止于市场数字，更关乎权力关系、言论空间与社会信任。
关税作为经济工具，主要通过减少消费者购买力实现效果。当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减少消费，外国生产者则需降价或减少出口。然而，这种政策存在重大认知误区。一是将双边贸易赤字视为整体经济问题，忽视产品结构、地理位置等因素；二是过度简化制造业就业流失原因，忽略自动化等结构性变化。从历史来看，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自二战后持续下降，远早于中国加入 WTO，2001 年后中国进口只是加速了这一已有趋势。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呈现出新的特征。Evan S. Medeiros 与 Andrew Polk 在《华盛顿季刊》发表的论文，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自 2018 年以来，为应对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而发展的一系列新的法律与监管工具，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UEL）、「阻断规则」（Blocking Rules）、「反外国制裁法」（AFSL）、新的「关税法」、网络安全审查、反垄断与并购审查以及出口管制体系等。研究指出，一系列工具的发展深受美国相关做法的启发，是中国试图建立对等反制能力（countervailing power）的体现。初期，中国在使用这些工具时相对谨慎、克制，多采取精准打击和象征性行动，避免过度升级和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然而，文章也观察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中国运用这些「经济武器」的频率与范围显著增加，且开始超越单纯的报复性目的，可能转向更主动地运用这些工具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拓展长臂管辖能力，甚至促进国内技术创新。例如，对镓、锗等关键矿物及其加工技术的出口管制，以及针对美国 PVH 集团和 Illumina 公司的 UEL 调查与列名，还有对 Google 的反垄断调查重启，都显示出中国的反制手段日趋多样化和「不对称化」，不再局限于「关税 vs 关税」的模式。
中国国内的应对机制也值得关注。在关税冲击引发市场恐慌后，中国人民银行、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协同行动，通过增持、提供再贷款支持、放宽险资入市比例等「三重缓冲」措施来稳定股市，显示中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国家干预机制，以应对外部冲击、管理市场预期、维护金融稳定。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汇金+央行融资」模式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支持，有助于遏制非理性波动，并可能引导资本流向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
美中经济对抗对全球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东南亚等地区。东盟面临多重挑战，美国政策破坏东盟团结，利用双边同盟关系；削弱东盟制度凝聚力；改变印太战略，稀释东盟印太展望；加剧经济依赖中国与安全依赖美国的矛盾。东盟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加强东盟中心性、选择性结盟、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倡导「规范性领导」，以维持战略自主。
跨国企业则陷入困境。中国的精准反制措施，如反垄断调查、网络安全审查、出口管制，直接打击美国高科技企业。全球供应链被迫调整，许多产业面临成本上升和业务重组，部分企业已开始裁员。消费者则承受价格上涨，电子产品、玩具、进口食品价格上涨，而地缘政治紧张也影响个人跨国流动，欧洲访美游客同比减少 17%，部分国家下降超 20%。
总体而言，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美中两大国之间经济摩擦的升级，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互动模式深刻转变的缩影，凸显了「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成为国家竞争常态工具的风险，激发了中国等国家加速发展反制能力与国内稳定机制的进程。动态博弈的结果，将对全球治理结构、供应链布局乃至各国国内社会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