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一般人还是学术研究者，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受到当下热点事件的影响，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ogni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作为精神生活的历史难以摆脱当代性的影响。自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到去年的反修例运动，自回归后的多年沉寂，达到民主诉求的高峰，也随之激起对香港社会争取民主这一历史过程的关注。多数人一般认为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后才有政党，鲜少有人自二战后论起。刚刚听港台的一档播客请来曾奕文谈他去年出版的《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革新会及公民协会》一书，其中谈到早在 1946 年，港英总督杨慕琦首提政改咨询。为推动这一改革，其后 1949 年便有一批外籍和本土人士创立革新会，1954 年另有一批人创立公民协会。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关乎住宅、教育、医疗等社会权益的抗争都是由这两党发起，当时社会公众参与热情相比当下的政治冷感令人难以想象……

在发表一番关于自己未体验过的历史的言论时，应该带着精神活动现代性的历史哲学的反思，尽量避免看似根据的随意发想。审视学术研究时，对其中看似合理的表述，也应注意是否基于可靠的档案爬梳。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简述了其由来，其实许多标榜「国际」的节日并非全球共同庆祝，「国际劳动节」也不例外。在 Google Trends 中对比「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May Day」）和「Labor's Day」过去十余年中的搜索趋势，可以清晰发现二者存在时间差，在下方的地区对比中可见美国、加拿大更倾向于后者，美国劳动节也就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第一国际在1866 年日内瓦大会通过八小时工作制决议，同年 8 月美国全国工会也通过决议，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立法。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面临经济大萧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开始蔓延。行业组织工会联合会在 1884 年宣布 1886 年 5 月 1 日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最后通牒，各地工会以此展开大罢工的准备，最终当日至少有 30 万人参与游行示威。但 5 月 4 日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位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了一枚炸弹，警方随后开枪扫射工人，最造成著名的干草广场事件。随后警方以此为由大肆逮捕工会领导人，并对其中四人处以绞刑。

随后第二国际在 1889 年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宣布 5 月 1 日为国际劳动节，不过其成为世界范围内多国庆祝工人的节日受苏联推动因素很大。而这一起源于美国的节日，却定于九月，则是因为当时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偏向保守，为避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特意选择将劳动节定于九月。二战后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下，更将 5 月 1 日定为「忠诚日」。

干草广场事件后被绞死的其中一位 August Spies 留下著名一句——

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strangle today.

世界新闻自由日快乐📰

今年的主题是「无畏无私的新闻」，强调记者安全、抵抗政治和商业干扰已经性别平等，4 号晚也将在 YouTube 直播一场关于新闻自由和处理 COVID-19 虚假信息的对话。顺便推荐几篇新闻与审查相关的论文 （Chang et al 1994; Jaros & Pan 2018; King et al 2017; Roberts 2020）。

斯诺登也接受了无国界的采访，谈了这十年来处于危机中新闻报道。观察政府机构，中国、南非、英国、俄罗斯、美国……不论体制威权或民主，都存在形式各异的对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诚如所言，新闻行业存在各种问题，但改善这些问题才正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因噎废食、以偏概全地否定整个新闻行业，对片面强调社会秩序或是极端强调个人自由的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冲击。对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打破传统新闻对「吹哨人」的独占地位，斯诺登还是认为新闻自由体现于美国宪法和长期实践中的第四权还是有其必要性。似乎新闻记者或是组织「必须」处在劣势地位，成为强有力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狗咬狗之外的一头虚弱的狮子。技术手段同时也扩大了本就对滥用权力习以为常的公权力部门的胃口，行政与司法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授受，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监控的异化」。

Stay free.

Battle Symposium: U.S.-China Relations in a Turbulent Time: Can Rivals Cooperate? 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的中美关系线上研讨会。第一位参与讨论的是曾做过记者、服过兵役、现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 Matthew Pottinger，他用中文做了题为《反思中国五四运动：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的演讲。或许在昨天，「拒绝后浪」¹ ² ³ ⁴ ⁵ ⁶ ⁷ 也是五四遗产的一种微弱体现。

每年的今天，或者 3 月 14 日，都可借此机会，借马克思之口说点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他的文笔很具有文学性，也带来了煽动性，才更应谨慎引用。而且我自觉对他还不够了解，所以选择后者，只能讲这段废话。

Origins of the police，David Whitehouse 在 2014 年的一篇长文（2016 年增改），论述了十九世纪中期的英美在资本主义兴起之下，为因应城市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现代警察制度随之诞生。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懷火做了节选翻译，可作为参考（上、下）。

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EHS）同欧洲档案门户网站（Archives Portal Europe）合作，通过 Google Docs 共同收集流行病历史资料，包括学术论文、著作、期刊等。EHS 亦有三篇文章对长远视角下流行病、疾病、公共卫生的经济史研究值得一看（A、B、C）。

「In the thicket of data, statistics, and exponential graphs, in the reports of old people dying abandoned in their flats or in care homes, I seek an individual.」

「We form but one layer of existence, on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a place. 」

节选自 n+1 的文章 Where Is Patricia Sigl?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昨晚在哔哩哔哩看理想vistopia频道开了一场直播，社会是一件艺术品（观众录像），主要谈了以社会学的视角（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起点是社会秩序）观察社会公共空间，「艺术品」则是对社会的比喻。严以 广州恒大新足球场「莲花」设计争议 和 北京清理「天际线」争议 为例切入，讨论了在权利机构的介入下，公共空间的设计趋同、艺术性、实用性、安全便利与人文关怀被忽视和消除的问题。对于整齐划一的审美霸权与「美」的包容，他也推荐了John Rawls 的 A Theory of Justice 一书（Rawls 1999）。

简而带过古典社会学三巨头之后，着重谈了游离于学院之外、多诗性文字表述的齐美尔。对于齐美尔，国内学界还有待进一步引介，他也推荐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Simmel 1910）等著述。

在观看之前，我以为主要围绕艺术展开，结果只是作为一种修辞。对于社会与艺术、「美」，韦伯、布迪厄、伊里亚思的相关论著也不少，另有专于艺术社会学的 Arnold Hauser（2011; 2018）等社会学家。严对于「长官式」的权力入侵之下的建筑师、平面设计师等艺术工作者的行为及互动并未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

在后面的观众互动环节中，聊及「后浪」，不知道是不是在b站直播还是什么其他缘故，并未采正片中大篇幅讨论的「长官式」的强势话语影响审美趋势的视角。

微信公众号「政治小志」总结了从今天到六月中旬的中国国内的会议直播平台上的人文社科讲座和研讨会等资讯。

晚上同祖父母吃饭时闲聊，令我惊讶的是，祖父让我要学习「社会学」。

「你们年轻人不懂社会科学，又叫社会学。没看过，也没听讲过，一般人也不知道。社会学是难买的，靠的是社会经验，自古至今没有卖的。经历的，看到的，才能学到。过去茶馆、酒馆、大烟馆、妓院，高层干部都是出入这些场所。你要是想打听消息，倒一杯茶就能听到。这里听听，那里听听，都是南来北往的。酒喝多了，当官的就……」

当然这不是学术学科的社会学，不过强调亲身参与也让我想到葛芬柯的俗民方法论（Garfinkel, 1967），以及经常卧底研究的高夫曼。高夫曼 1949 年至 1951 年在苏格兰一海岛上的民宿工作，观察研究岛上居民沟通行为，并写下博士论文（Goffman, 1953）。此后 1955 年他在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做运动指导助理，期间观察医院运作，之后发表出版了相关论著（Goffman, 1959, 1961）。他在赌场发牌员的经历也成为其许多研究的来源。

随后又聊到了下午中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于是他回忆起反右派、文革以及直到今日的官僚主义与威权治理的中国政治生活常态中的种种。

「什么七大、八大、九大人大会议，什么浙江组，十几个省，那个联络员是搞什么的？跑到各个组，看有多少人反对，找这些人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再不改，对不起，要治你了。十几个省小组都跑遍了，没有反对了，会可以开了。那么多反对，会能开吗？最后几个顽固分子，那就算了。」

「宪法都能改，党章都能改（按道理是不能改的），还有什么不能改？」

「上报写的，广播播的，大会上讲的，那都是空话。」

庄梅岩编剧，陈曙曦导演的戏剧《5月35日（庚子版）》今晚（6月3日）9 点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直播，刚刚结束，剧目在线上保留 48 小时至 6 月 6 日零时。通过两位即将离开人世的老者，打算祭拜死于三十年前「5 月 35 日」的儿子，两人争执后回忆当年，解开心结，决心光明正大地去纪念……

此频道的开设，一个重要的契机即去年六四三十周年时，在北京的「遭遇」，于是有了围绕政治与社会以学术的视角加一观察的想法。

不论是正在消逝却至少还在的边界相隔的香港，还是数千万公里外的美国，另有那些鲜少出现在主流新闻上的其他地方，人们为了权利更多地愿意走出来，说出来（这些时空各异的社会运动，很难也不应简单地进行比较）。也在各种各样的威迫下，不得不权衡以何种方式展开生来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抗争。

「希望有返我啲以前免於恐懼的自由」

COVID-19 半年存档（2020 上）
年初以来此网站及 Telegram 频道发布过的相关文章与消息

宾大社会学系博士在读的赵蒙旸，前几日开设了 Telegram 频道万有引力之虫，她有同名 Tumblr 博客，也为政见、端传媒等供稿，主要研究社会运动、数字劳工等。她在美国正在亲历近期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前几日也参与录制了播客《随机波动》的一期节目，也在自己新设的频道中持续发表观察分析。#频道推介

706 青年空间和沙丘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场《空间、记忆和语境》系列线上客厅。自五月初至六月初，以连线嘉宾对谈、观众参与的方式举办了四场，话题包括公共讨论、文学城市化与家庭、建筑等，现已完结，正逐步整理音频档，以播客形式公开。

举办这场线上讨论的契机，系陈飞樾在沙丘研究所发布的一篇文站《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也是第一场讨论的主题，目前这场讨论的文字稿（上、下）也整理后发布了。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Christopher Andrew Bail 和普林斯顿社会学系教授 Matthew Salganik 两人最近在 SICSS（Summer Institute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上传了自动文本分析等计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视频。原本将于各地举办的线下活动，也因 COVID-19 改为线上，包括计算社会科学的教学、多样性、Empirica 应用、后 COVID-19、计算人口学、开发开源软件、行业合作等，面向所有人开放。

翻到今年三月在整理收听的一些社会学相关的 #播客 时做的一节笔记，关于英国在亚裔骚乱之后的移民和归化政策：

Thinking allowed，是 BBC Radio 4 星期三下午 16:00 至 16:30 播出的一个广播讨论节目，1998年首播，主要关注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如何运作。主持人 Laurie Taylor 本身也是社会学家，曾执教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后来退休了。这个节目每次会邀请几个议题的专家，用最新的研究、书讨论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Talyor 也主持了一档电视节目 In Confidence。他也被认为是 Malcolm Bradbury 的一部 campus novel The History Man 中的主人公 Howard Kirk 的原型，这部小说后来被 BBC 改编成电视剧。

在最近一集 Citizenship 中，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David Bartram 讨论了为什么要有英国公民身份测试 British Citizenship Test，以及这一程序对提高移民的政治和公民生活参与度是否有帮助等问题。

Bartram 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Blaire 政府的领导之下，民众对公民身份的概念越来越关注。200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任何想要加入英国国籍的人都必须参加并通过正式考试。引入测试是为了应对本世纪初英国北方城市爆发的骚乱。 媒体以种族术语描述了在 Bradford 和 Oldham 等城镇爆发的所谓的北方骚乱，主要参与者为亚裔青年族群。

2001 Harehills riot，西约克郡警察非法逮捕一名亚洲男子之后，100多名亚裔、白人和黑人青年一同参与了长达 6 小时的反对警察的暴乱；2001 Bradford riots，亚裔社区与该城市占多数的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反纳粹联盟与英国国家党和国民阵线等极右团体之间的对抗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2001 Oldham riots，长期存在种族（特别是发生在当地白人和南亚裔社区之间）紧张关系和袭击事件引起。

媒体并没有指责当地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引发骚乱的原因，而是指责移民未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种情况，因此引入公民身份测试，2005 年开始实施。重要的是，Bartram 指出，这项测试主要是针对英国本土白人。这种公民身份测试和仪式的归化政策，或许主要是为了让焦虑的公民相信，政府在移民问题上正在「做些事情」（Byrne 2017）。

起初，这一测试的问题偏向实际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类问题越来越多（虽然可能相较于其他国家试图引出什么是「好」的共识以期促进文化同质性相比更自由一些），但像「What year did Richard III die」这种问题和成为一名合格公民之间的关联性也受到质疑。

Bartram 利用「Understanding Society」这一自 2009 年至 2015 年对六波移民的小组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参加并通过公民测试的人，相比没有参加的人，政治生活参与意愿反而更低。遵守社会规则、服从，而非权利或政治激进主义，即仅需遵纪守法就足以成为一个英国公民，不必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或政治行动。被迫在一个强制性的公民入籍仪式上假装成一个好公民，并不会产生忠诚，反而可能会培养出一种疏离感（Bartram 2019）。

#podcasts

quoted from The Triumph of Stupidity, and a discussion.

Benjamin Barber 认为的理想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具备的特质：「dependent, yet under democracy self-determining; insufficient and ignorant, yet under democracy teachable; selfish, yet under democracy cooperative; stubborn and solipsistic, yet under democracy creative and capable of genuine self-transformation」（Barber 2003）。试译：「依赖受制，但在民主之下可自我决定；无能无知，但在民主之下可教育学习；自私自利，但在民主之下可协同合作；固执独断，但在民主之下富创造力，且可真正自我变革。」

Barber 所倡的强民主，体现于他去世之前的几年中十分强调「城市」的作用，寄希望民众积极投身的本地社区事物中，亦可养成民主素养。这种「市民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最先发源于巴西阿雷格里港，正好是中国至今最后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被扼杀的那一年。数十年过去，这一新型民主模式在一些地区推广开来，但发展依然缓慢。华人世界中，以城市为单位的民主实践似乎更为渺茫——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强影响香港；台湾的高雄曾一度被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转折，但刚刚被罢免的市长败于总统选举，而行政院副院长辞职将参加补选，地方事务与全国性政党交织不断。

民主这个同现代性交融的乌托邦精神，在近三十年来的代议形式的主流，以及个人直接参与的公决作为补充之外，社会运动也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各种数字技术在传统民主形式还在讨论投票方式的可行性时，已先运用于各式非正式的参与政治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