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外卖 #调查 #社会学 #平台 #数字治理 #摘要 #劳资关系 #劳动者权益 #零工经济
【极昼：北大博士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骑手内卷，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陈龙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他去跑了一天外卖，送了5单，挣了41块钱，然后说心里很委屈。以我的经验，他再跑两天就习惯了，之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而是我还能跑30单、40单，甚至会抱怨平台，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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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他表示，劳动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想知道劳动秩序，全国这么多城市，几十万的骑手，同时间在各地走街串巷，表面上看着很乱，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秩序。他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平台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到了室内，GPS信号一般会比较弱，但没多久平台就能通过商家的Wi-Fi网络、室内定位基站等等去收集记录骑手的数据，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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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陈龙说，之前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为测算依据，大概要花4分钟时间。但后面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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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跟外卖平台的技术员接触过，他们称不光是骑手身上的数据，商家的数据，包括每天订单的多少、重量、内容物，还有消费者的偏好，这些他们都可以知道。比如骑手送餐晚了，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开始测算，给你一个预计送达的时间，对于好说话的消费者那可能时间多少都没关系，对于比较计较的人，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平台给的时间是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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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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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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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表示2018年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改变）很难。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他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极昼 @搜狐新闻)
【极昼：北大博士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骑手内卷，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陈龙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他去跑了一天外卖，送了5单，挣了41块钱，然后说心里很委屈。以我的经验，他再跑两天就习惯了，之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而是我还能跑30单、40单，甚至会抱怨平台，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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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他表示，劳动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想知道劳动秩序，全国这么多城市，几十万的骑手，同时间在各地走街串巷，表面上看着很乱，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秩序。他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平台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到了室内，GPS信号一般会比较弱，但没多久平台就能通过商家的Wi-Fi网络、室内定位基站等等去收集记录骑手的数据，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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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陈龙说，之前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为测算依据，大概要花4分钟时间。但后面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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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跟外卖平台的技术员接触过，他们称不光是骑手身上的数据，商家的数据，包括每天订单的多少、重量、内容物，还有消费者的偏好，这些他们都可以知道。比如骑手送餐晚了，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开始测算，给你一个预计送达的时间，对于好说话的消费者那可能时间多少都没关系，对于比较计较的人，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平台给的时间是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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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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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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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表示2018年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改变）很难。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他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极昼 @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