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S 最新一期 v71i3 是测试社会学（sociology of testing ）的特刊。
测试，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作为揭示一个实体未知属性或能力的尝试，测试已不限于工程、科学，其形式发生且改变社会环境，成为治理手段、政治干预工具，如本期中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即创造了一种以连续的、无处不在的反馈与干预动态为标志的社会测试环境（Bach，2020），以及自我评价的日常实践。特别是在当下的 COVID-19 大流行之下，未研发出疫苗之前，有效的控制手段就是「测试」并追踪潜在感染者。而除了这一特殊情况，日常生活中的测试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曾提及的英国公民测试，又如怀孕测试这一身体测试产生的双重效应联结产生社会测试（Robinson，2020）。#期刊 #论文
测试，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作为揭示一个实体未知属性或能力的尝试，测试已不限于工程、科学，其形式发生且改变社会环境，成为治理手段、政治干预工具，如本期中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即创造了一种以连续的、无处不在的反馈与干预动态为标志的社会测试环境（Bach，2020），以及自我评价的日常实践。特别是在当下的 COVID-19 大流行之下，未研发出疫苗之前，有效的控制手段就是「测试」并追踪潜在感染者。而除了这一特殊情况，日常生活中的测试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曾提及的英国公民测试，又如怀孕测试这一身体测试产生的双重效应联结产生社会测试（Robinson，2020）。#期刊 #论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逐渐完善对社会运动的研究，ASA 也在 1981 年创建了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分会（CBSM），并形成了资源动员的研究范式（resource mobilization），但这也造成了社会运动被当作常态政治之外的一种理性行为。如今社会运动的研究范式流派几近更迭，社会运动本身却也愈加制度化、表演化。此前推介在美国宾大社会学读博士的赵蒙旸，她最近一篇文章在 Critical Sociology 发表（她的频道中有发布全文，此文也是开放获取），讨论的就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跨国行动者，面对进步国家的成熟社会运动所观察到的弊病。移民不仅可为自身族裔发声，其个人经历对居住国民主进步亦是新鲜血液。#学者 #论文
二十余位不同学科、宗教、政治立场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写作了《魅惑—除魅—返魅：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后数字化关系》一文（Reader, J., Jandrić, P., Peters, M.A. et al. 2020）。四个部分大致分为哲学、神学、包括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其他视角、数字化的角度。Entzauberung，除魅和魅惑的二元论来自韦伯，除魅使宗教世界幻灭，作为其遗产的现代科学令人类与神的关系从仰视转变为合一；返魅则通过现代技术迅速发展，正如鲜少有人大概了解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设备是如何工作与被制造。#论文
音乐—声音融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百年期刊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本月数字主题是音乐与声音（Music and Sound），回顾数据库中往期刊载的相关主题论文，从一百年前 M. E. Robinson 的《音乐作为一种规训》（Robinson 1909），到 Tia DeNora 的《社会现实的音乐创作？音乐、行动与反思》（DeNora 1995），再到 Lambros Fatsis 的《警治节拍：英国的 drill 和 grime 音乐的犯罪化》（Fatsis 2019）等。同时也邀请了许多社会学家分享了他们的歌单：#期刊 #论文 #音乐 #学者
1. Jack Halberstam - 世界末日，愤怒，毁灭，伤害。困惑。
2. Akwugo Emejulu - 街谈巷议，美国，民权运动，怀旧。
3. Meg-John Barker & Justin Hancock - 荒岛唱片，亲密关系，生物心理学，性爱。（podcast） #podcasts
4. Phil Scraton，古典音乐，宗教。
5. Raewyn Connell - 工作音乐，教堂，巴赫，管风琴。
1. Jack Halberstam - 世界末日，愤怒，毁灭，伤害。困惑。
2. Akwugo Emejulu - 街谈巷议，美国，民权运动，怀旧。
3. Meg-John Barker & Justin Hancock - 荒岛唱片，亲密关系，生物心理学，性爱。（podcast） #podcasts
4. Phil Scraton，古典音乐，宗教。
5. Raewyn Connell - 工作音乐，教堂，巴赫，管风琴。
这篇前两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共同研究（开放获取即将过期），整理 1949 年以来没有进入历史话语中的同性恋记忆，在 2012 至 2013 年通过雪球抽样四座城市的年长男同性恋者，并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从鲍曼的理论出发，质疑了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1985 年期间是中国男同性恋者的黄金时期的观点——流氓罪的重现反而催生了最黑暗的时期（Worth et al 2019）。#论文
流氓罪（1979年正式定义至1997年正式废除）和如今的寻衅滋事罪，模糊地界定何为反社会行为，以劳动教养的强制行政处罚，形塑国家认可的道德观念。这种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做法，其开放性与广泛性实质则是延续清朝的法律概念（前段时间台湾废除的通奸罪亦是）。
在b站火起来的罗翔，他的影片中以排除的方法讲解刑法题中如何定罪时，最后会有许多「总有一款罪适合你」的弹幕。人们简单满足于对脱序行为的行动者的惩处，却忘记了罗翔反复强调的「刑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的警示。
这种对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对渴望与焦虑，催生了对学生运动对镇压，催生了不断创造新罪名施加于性少数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驱逐「他者」的现实。#呓语
流氓罪（1979年正式定义至1997年正式废除）和如今的寻衅滋事罪，模糊地界定何为反社会行为，以劳动教养的强制行政处罚，形塑国家认可的道德观念。这种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做法，其开放性与广泛性实质则是延续清朝的法律概念（前段时间台湾废除的通奸罪亦是）。
在b站火起来的罗翔，他的影片中以排除的方法讲解刑法题中如何定罪时，最后会有许多「总有一款罪适合你」的弹幕。人们简单满足于对脱序行为的行动者的惩处，却忘记了罗翔反复强调的「刑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的警示。
这种对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对渴望与焦虑，催生了对学生运动对镇压，催生了不断创造新罪名施加于性少数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驱逐「他者」的现实。#呓语
最近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刊出 2020 年第 46 卷 。其中一篇 UNC-CH 社会学系的研究梳理了当下新的媒介环境与社会运动间的相互塑造的过往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展望（Caren 2020）。#期刊 #论文
在当代新媒介以外，传统媒体也在适应新技术，因而当代媒体环境是混合的、动态的；同时社会运动形式也更多样。研究观察了近十年来社交媒体广泛参与的四场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BLM 和极右运动（2010 年茶党、2016 年特朗普当选至今），得出三种主要方式：弱关系动员线上线下行动、维持线上社区与集体身份以集体动员、对抗主流叙事。
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来源，也就是观察的社交平台却存在一些问题。美国使用 Twitter 的用户远少于 YouTube 和 Facebook，也存在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却是研究最为集中的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平台 API 开放程度，毕竟一般学术研究者也无法访问后门（想到前几日 Facebook、Google、Amazon、Apple 听证会引发的科技巨头垄断讨论，有建议迫使增加开放程度而非传统拆分手段）。
文中也提及了微信，不过中国学界社交平台相关研究也是集中于较易获取数据的微博，几乎没有基于严格封闭平台的研究。而近两年在威权政体下的社会运动，其组织扩散更为依赖社交网络，但并不是公开平台，更趋于私密或半公开，Telegram 即为一例。这也给相关面向但量化研究带来挑战，或许小规模的访谈是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法。
在当代新媒介以外，传统媒体也在适应新技术，因而当代媒体环境是混合的、动态的；同时社会运动形式也更多样。研究观察了近十年来社交媒体广泛参与的四场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BLM 和极右运动（2010 年茶党、2016 年特朗普当选至今），得出三种主要方式：弱关系动员线上线下行动、维持线上社区与集体身份以集体动员、对抗主流叙事。
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来源，也就是观察的社交平台却存在一些问题。美国使用 Twitter 的用户远少于 YouTube 和 Facebook，也存在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却是研究最为集中的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平台 API 开放程度，毕竟一般学术研究者也无法访问后门（想到前几日 Facebook、Google、Amazon、Apple 听证会引发的科技巨头垄断讨论，有建议迫使增加开放程度而非传统拆分手段）。
文中也提及了微信，不过中国学界社交平台相关研究也是集中于较易获取数据的微博，几乎没有基于严格封闭平台的研究。而近两年在威权政体下的社会运动，其组织扩散更为依赖社交网络，但并不是公开平台，更趋于私密或半公开，Telegram 即为一例。这也给相关面向但量化研究带来挑战，或许小规模的访谈是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法。
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讲座记录 #新闻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和 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论文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呓语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和 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论文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呓语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交友的难度确实在不断上升。现代社会中，国家、组织机构、市场的不断扩大，替代了朋友、社区，以至于初级群体衰落，个体暴露于风险社会之下（Mollenhorst et al 2014）。Psyche 这篇 《成年人交友教程》基于多篇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证据支撑，给了几点建议。
首先依然是给予自己自信的心理暗示，就如 Amy Cuddy 具有争议的理论一样，不过这无关自我身体的生理于心理的相关性，而是基于互动研究的证据。接着是主动开展社交活动，克服尴尬，利用「单纯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混个脸熟。展开接触之后，则可以用一些诸如自我暴露技巧，互相分享资讯，形成互助关系。文末也给出了一大堆成年人交友相关 podcast 和文章书籍。
不过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不善交友的其他问题面，比如人们疏于维持友谊的深层原因，不同个体对二人关系角色认知差异，获取社会资本目的的跨阶层社交难度，职业与休闲等复杂影响。再者换个角度，何必要交友？开篇提及的交友同快乐与沮丧情绪的关联的研究，其实样本仅限于大学生（Diener & Seligman 2002）。或许需要的是一篇《如何开心地做一个没有朋友的成年人》的教程。#论文
首先依然是给予自己自信的心理暗示，就如 Amy Cuddy 具有争议的理论一样，不过这无关自我身体的生理于心理的相关性，而是基于互动研究的证据。接着是主动开展社交活动，克服尴尬，利用「单纯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混个脸熟。展开接触之后，则可以用一些诸如自我暴露技巧，互相分享资讯，形成互助关系。文末也给出了一大堆成年人交友相关 podcast 和文章书籍。
不过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不善交友的其他问题面，比如人们疏于维持友谊的深层原因，不同个体对二人关系角色认知差异，获取社会资本目的的跨阶层社交难度，职业与休闲等复杂影响。再者换个角度，何必要交友？开篇提及的交友同快乐与沮丧情绪的关联的研究，其实样本仅限于大学生（Diener & Seligman 2002）。或许需要的是一篇《如何开心地做一个没有朋友的成年人》的教程。#论文
Wikipedia 上各种语言对 LGBT 家庭教育的概述中，都提及了同性家庭对子女的养育不差于异性家庭，也有研究支持可能更好。近年来许多学科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与许多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及其带来的政策辩论有很大关联。最近发在 ASR 的一篇研究，基于荷兰的行政人口的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行分析，说明同性双亲抚养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现较佳（Mazrekaj, De Witte & Cabus, 2020）。既是老生常谈的议题，这篇研究的特点不在结果，在于方法和数据。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论文 #学者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论文 #学者
前两天听 #播客 Today in Focus 的一期讲到 Instagram 的发展历程与，这也是来宾 Bloomberg 科技记者 Sarah Frier 长期关注的社交媒体问题。最后也提及了其母公司 Facebook 面对这个更为成功的子项目的尴尬处境，而 IG 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必然受到 Facebook 发展策略的影响。而今天打开 IG 时，恰好看到此前 Facebook 宣布将 Messenger 并入 IG 的功能正式上线。翻阅论文时，也恰好看到了 New Media & Society 近期有两篇关于 IG 的女性视角研究，研究者都来自北欧或低地国家。
一篇是结合现象学与民族志研究，讨论非自愿性无子女（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IC）的女性，通过 Instagram 表达和交流尝试怀孕（trying-to-conceive，TTC）的情况（Stenström, 2020）。研究者对数据的收集过程，就像你我一般用户一样——追踪账户、进而追踪推荐账户、浏览他们发布的信息，不过为了不影响研究，没有点赞或评论。
另一篇从过滤（filtering）的概念，讨论数字女权主义在 Instagram 的互动特点，过滤掉的个人赋权之外的内容体现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与紧张关系（Savolainen, Uitermark & Boy, 2020）。开头以一段叫做 Sara 的模特受访片段引入，讲述了她利用 Instagram 将女权主义经营为自己的品牌形象，获得关注，并找到了工作；但为了留住客户，同时也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女权主义更深入、真实的想法，仅发布那些大众接受的市场化的内容。文中也有其他几位受访者在过滤之下做出的互动行为妥协。Instagram 可以获得相比其他平台更多（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但也必须遵循互动秩序展开表演，抵抗、斗争与行动也易被消解。某种程度上说，周庭的 YouTube 频道也可从这一视角分析。#论文 #学者
一篇是结合现象学与民族志研究，讨论非自愿性无子女（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IC）的女性，通过 Instagram 表达和交流尝试怀孕（trying-to-conceive，TTC）的情况（Stenström, 2020）。研究者对数据的收集过程，就像你我一般用户一样——追踪账户、进而追踪推荐账户、浏览他们发布的信息，不过为了不影响研究，没有点赞或评论。
另一篇从过滤（filtering）的概念，讨论数字女权主义在 Instagram 的互动特点，过滤掉的个人赋权之外的内容体现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与紧张关系（Savolainen, Uitermark & Boy, 2020）。开头以一段叫做 Sara 的模特受访片段引入，讲述了她利用 Instagram 将女权主义经营为自己的品牌形象，获得关注，并找到了工作；但为了留住客户，同时也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女权主义更深入、真实的想法，仅发布那些大众接受的市场化的内容。文中也有其他几位受访者在过滤之下做出的互动行为妥协。Instagram 可以获得相比其他平台更多（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但也必须遵循互动秩序展开表演，抵抗、斗争与行动也易被消解。某种程度上说，周庭的 YouTube 频道也可从这一视角分析。#论文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