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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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讲座记录 #新闻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论文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呓语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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