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RISJ）前两天发布了一份 2019 年英国大选的媒体消费（media consumption）研究。有意思的是，虽然大部分政客并不喜欢BBC，但大部分民众还是喜欢的。而BBC也是大部分英国民众（44%）接受新闻的主要渠道。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越来愈多的人选择创建可以自己控制的渠道分发新闻，以及政治不应作为新闻最主要部分的多元化需求不断上升，未来的新闻媒体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

Digital Societies: Coronavirus, online misinformation and biological analogies

研究健康与科技、执教于利兹贝克特大学社会学系的Christopher Till 在其博客更新文章，讨论了前两日发表于《卫报》的一篇 文章 ，对于将错误讯息的传播以传染病传播类比提出质疑和讨论。

爱德华·斯诺登《永久记录》一书因中国发行方未经其认可而审查删除关于防火长城、监视系统等内容，斯诺登直接在Twitter分享此书中文完整版。

You’re Not Listening. Here’s Why. - The New York Times

文中提到Mario Luis Small的一项研究，Someone to Talk To，讨论了当人们需要一个倾听者时，如何决定同何者交谈的问题，不过并非从钜视角度看待社交网络，而是个案研究追踪个体行为。我也没有购买这本书，不过作者接受过 New Books in Sociology #播客 的 采访 ，可以听听。

简单来说，常理看来，多数人应该会向强关系倾诉，因为吐露秘密需要一定的信任作为基础。但倾诉隐私也存在风险，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性危机，甚至「人间失格」。人们更愿意在弱关系中寻求帮助。所以，当你的同学、同事、室友向你倾诉关于隐私问题时，不要误以为你们的关系很亲近，反而很可能正是因为关系（或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期望）没有那么亲密，才更愿意敞开心扉。

另一个原因也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重点，即亲密关系成员往往并不认真倾听。拜新型冠状病毒所赐，我在过去一个月中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 Small, M. L. (2017). Someone to talk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vitsky, K., Keysar, B., Epley, N., Carter, T., & Swanson, A. (2011). The closeness-communication bias: Increased egocentrism among friends versus strang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1), 269-273.

* Small, M. L., Pamphile, V. D., & McMahan, P. (2015). How stable is the core discussion network?. Social Networks, 40, 90-102.

* Small, M. L., & Adler, L. (2019). The role of space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 111-132.

Coronavirus Crisis Exposes Fundamental Tension in Governing China, Says Stanford Sociologist and China Expert Xueguang Zhou - Stanford FSI

周雪光日前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府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结构性崩溃与国家治理的张力问题的访谈，昨日微信公众号道先路者对此文做了中文编译，但随即被审查删除，此处备份。另外文中提及的被下架的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可在周的 个人页面 下载。

WPI中国政治史教授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和Harvard中国史教授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合编的著作，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从美国民众的视角，邀请众多学者，回答包括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环境、历史和文化六个部分的36个问题。近期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城大书店和城大出版社网站至 2 月底有 七折优惠 。台湾新闻媒体《关键评论》转载了其中一篇，雷雅雯的 关于中国的舆论， 我们应了解什么？ 。因为是面向一般读者，没有晦涩佶屈的专有名词，英文原版读起来也没什么生僻词。

This photo trigger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Vox的 Darkroom系列 更新了最新一集，从一张毛泽东游泳的照片，勾勒文化大革命与未完的个人崇拜。记得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南京博物院艺术馆展出过傅抱石的一副《水调歌头·游泳》，一只人头诡异地浮在江面上。此后数年参观南博，从未再踏足艺术馆。

ProQuest 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至2020年4月30日，无需登录国图，可 直接访问 全部ProQuest数据库。

台大开放式 #课程 上线了孙中兴的一门新课， 知识社会学 。同许多直接面向开放课程平台制作的公开课不同，孙的 几门课 都是从他为大学部、硕士研究班和博士研究班开的课程录像。此课即硕士研究班课程，先从Max Scheler和Karl Mannheim两位知识社会学始祖的理论讲起，从这门学科成型前的中西思想史勾勒背景知识，随后介绍Auguste Comte、Karl Marx、Herbert Spencer、Emile Durkheim和Max Weber五位古典社会学家以及Peter L. Berger、Thomas Luckmann、György Lukács和Erving Goffman五位当代社会学家，他们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概念。孙的课程我很喜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讲义非常翔实，是基于他对于原典的阅读心得。

A new strain of resistance? How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s changing Hong Kong’s protest movement - SCMP

南华早报这篇报道中引述的几位香港的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新闻传播学者，他们的研究论著也值得一看——中文大学的马嶽（ MA, Ngok ）和李立峯（ LEE, Francis L.F. ），城市大学的郑炜（ CHENG, Edmund Wai ），岭南大学的袁玮熙（ YUEN, Wai Hei Samson ），香港大学的叶兆辉（ YIP, Paul Siu Fai ）。

周雪光接受端传媒的访问节录，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上）：中國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見和能動性？。另外按照个人喜好保留端网站浏览样式做了份PDF，好过会员邮件默认生成的。

edX 上了一门社会科学新 #课程，Comparativ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art I: Coditions of Democracy，民主发展的比较研究：民主的条件。从民主的概念讲起，几次民主化浪潮的波动发展，合法性、权威性和绩效性，直到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

此课由斯坦福Larry Diamond主讲。他的著作繁多，但进入中文学界寥寥无几。中国大陆有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译作《政党与民主》， The Spirit of Democracy译作《民主的精神》（台湾作《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台湾倒还译了本去年的新书的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总体来说，Diamond持自由主义和功能论，视角更全面些。

但毕竟是为MOOC制作的课程，为增强科普性折损了不少内容，相较于原课程，阶级结构、民主类型、政党、选举、种族、法治等都未涉及，或许留在第二部分。不过Diamond自己的 教学页面 中也给出了详尽的阅读书目。

在我想找来The Spirit of Democracy原文一读时，发现Libgen等几个打破学术付费墙的网站都未有收录。不过 Internet Archive 倒是有，但只能「借」14天，且只能用Adobe Digital Edition阅览加密文档。许久前也遇到过，于是也不难解决——

1. 注册Internet Archive的帐号并登录，借阅所需的书籍；
2. 选择需要的格式，PDF或EPUB，得到一个.acsm后缀的文件；
3. 下载并安装Adobe Digital Edition，打开.acsm，下载书籍；
4. 选择书籍并打找到文件所在位置（此时的文档处于加密状态，无法正常阅读）；
5. 下载并安装开放源代码的电子书籍管理软件 Calibre，安装 DeDRM 插件，以移除数字版权管理（DRM）；
6. 将书籍拖入Calibre，随即解密，可导出文档。

下篇今晨发出—— 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下）：當務之急不是社會適應政府，而是政府適應社會。

最近红旗漫、女性医护人员剃发宣传等事件再次唤起人们对性别不平等议题的关注。有人认为，反正宣传的意图是好的，那么也就不应「上纲上线」，扩大问题。而事实上，正是「无意识」才最为可怕。

最近一篇发在AC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 文章，讨论了社会学对女性工作晋升阻碍的一种解释——工作—家庭叙事（work–family narrative）作为一种社会防卫（social defense）的可能性。这项研究以一家中等规模的跨国咨询公司为案例收集数据。而在研究过程中，公司领导层对研究团队提议的干预措施的不满而结束合作，带来了深入进行心理动力学分析的契机。

工作—家庭叙事并不难理解，《82年生的金智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许多公司对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缓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远离职业生涯。虽然这一解释无法覆盖所有社会群体，但至少在这一案例中得到验证。

《黑镜》 S3E5 中的MASS系统让士兵视人为蟑螂一般，但Stripe最后还是选择了重置这个系统。文中引叙的 经典案例 则更加直接——为了让护士不受濒死病患影响产生不安情绪，而用床号、疾病名称或病变器官替代病人名字，包括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防卫系统到底如何达到最初的目地……

我想，人们都是认同平等、公正的理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学校、职场、家庭中，很容易陷入无意识下的社会防卫而不自知。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借Per Engzell 所言，「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感到惊讶，那么你就找错了工作。」

Padavic, I., Ely, R. J., & Reid, E. M. (2020).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e Work–family Narrative as a Social Defense against the 24/7 Work Cul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1), 61–111.

Gender in the One Percent

这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的性别问题。（完整研究去年底发表于 ASR *）这个群体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白人、异性恋、已婚男性。而性别问题远不止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对于这些控制大量财政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精英群体。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的的 Bernie Sanders，他在 2016 年总统竞选中经常引用公众对话中的「1%」以拉拢希望减少不平等政策的支持者。

虽然同处一个家庭中，但并不意味着各家庭成员都能真正平等。对家庭财务贡献更大的成员，更容易在家庭内部获得更大权力，而在家庭为单位对外展示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时也不例外。而已婚家庭中的女性收入占比，1 %的家庭的 17% 远比 99% 的 37% 低得多。而在这 1% 的家庭中，只有 15% 的女性可以独自获得达到这一地位的收入。在 Netflix 的剧集《纸牌屋》中，Frank 的妻子 Claire 一直只能扮演从属角色，虽然每次最终还是能获得 Frank 的支持，但两人在这段虚假的婚姻关系中的地位还是不对等的，这也是最终 Claire 选择结束这段关系的重要原因。

就像任何热点事件都会烟消云散一样，去年底的春蕾计划或许很多人也不记得了。那时我简单 对比 了一下各国的议会中女性比例数据，结果也是出奇的低。有史以来，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四万张选票的 女性候选人，只有 11 位；初选中获得超过五千票的女性候选人也只有 11 人，其中共和党仅有 3 位。

Susan R. Fisk 和 Jon Overton 发表在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上的一篇 研究 **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难以获得领导地位给出了解释。在担任领导职务时，女性在遇到失误时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代价更高。因此，女性对领导角色的抱负也显著降低，从一开始女性谋求高位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 Fisk, S. R., & Overton, J. (2019). Who Wants to Lead? Anticipa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Reduces Women’s Leadership Ambi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2(3), 319-332.

** Yavorsky, J. E., Keister, L. A., Qian, Y., & Nau, M. (2019). Women in the one percent: Gender dynamics in top income posi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1), 54-81.

2020 年第一期的 Global Dialogue 中，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Donatella della Porta 所撰的 Capitalism, Class, Contention 一文，以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做题图，在近年来欧洲福利国家系统性崩溃，以及世界各地抗议持续不断的背景下，主张重新将阶级、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纳入社会运动的研究中。

刚刚看到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的一篇文章，历史学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想起六年前的一本开放获取的著作——The History Manifesto（《历史学宣言》）*。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Jo Guldi 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David Armitage 在这部宣言中重提 Fernand Braudel 的 longue durée （长时段）概念以及 big picture（大图像）的整体观察，并希望历史学家进入公共领域，重拾被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拿走的研究领域。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在当今应负担起大数据分析等责任，并将大数据的分析同「长时段」两个倡议合并起来。不过这部著作一经发表就惹来许多非议和批判，但这并不阻碍不断反思身边的种种现象与制度。

是的，历史学（家）确实不应再袖手旁观。但在当下，不光是人文学科，即使是社会科学学者也很难成为政策制定者。社会学家 Scott Winship 同时也担任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在接受美国社会学协会 采访 时，他表示，若想进入智库，量化分析技能十分重要，或者成为一名政策史研究者（对俗民方法论运用得再炉火纯青，在政府中也无用武之地）。历史学对缺失处理数据方法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或许构建历史学的方法论才是当务之急。

* Guldi, J., & Armitage, D. (2014).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