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 Vox 任职的 Johnny Harris，在 Border 系列第五季因疫症在美蔓延而取消后，同 New York Times 合作，刚刚推出了 #影片 How America Bungled the Plague，从一张美国与欧洲感染个案对比图表，和一本小布什时代开始编纂的瘟疫应对手册入手，与 Nick Kristof 展开对谈。#新闻

不过影片的重点讨论的是美国行政机构的无能，更确切地说是 Trump 的问题。而对病毒扩散早期美国民众普遍匮乏的基本公共卫生常识、基督教的广泛影响力及其近年衰落趋势引发的保守主义浪潮、美国外交策略从慷慨外交的转变与缺乏国际合作等深层因素则未有提及。

此前推介的在豆瓣发布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单的张跃然，也有开设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十三月评论。

通过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分享学术视角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今后加上 #频道推介 的标签。此前推介过的 Telegram 频道还有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赵蒙旸的万有引力之虫，骆斯航的衔枚疾进。#学者

Wikipedia 上各种语言对 LGBT 家庭教育的概述中，都提及了同性家庭对子女的养育不差于异性家庭，也有研究支持可能更好。近年来许多学科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与许多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及其带来的政策辩论有很大关联。最近发在 ASR 的一篇研究，基于荷兰的行政人口的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行分析，说明同性双亲抚养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现较佳（Mazrekaj, De Witte & Cabus, 2020）。既是老生常谈的议题，这篇研究的特点不在结果，在于方法和数据。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论文 #学者

最近在看情感社会学相关资料，整理了一份书单发在了 GitHub 上。#资源整理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系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讲座记录 #学者 #著作 #影片

前两天听 #播客 Today in Focus 的一期讲到 Instagram 的发展历程与，这也是来宾 Bloomberg 科技记者 Sarah Frier 长期关注的社交媒体问题。最后也提及了其母公司 Facebook 面对这个更为成功的子项目的尴尬处境，而 IG 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必然受到 Facebook 发展策略的影响。而今天打开 IG 时，恰好看到此前 Facebook 宣布将 Messenger 并入 IG 的功能正式上线。翻阅论文时，也恰好看到了 New Media & Society 近期有两篇关于 IG 的女性视角研究，研究者都来自北欧或低地国家。

一篇是结合现象学与民族志研究，讨论非自愿性无子女（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IC）的女性，通过 Instagram 表达和交流尝试怀孕（trying-to-conceive，TTC）的情况（Stenström, 2020）。研究者对数据的收集过程，就像你我一般用户一样——追踪账户、进而追踪推荐账户、浏览他们发布的信息，不过为了不影响研究，没有点赞或评论。

另一篇从过滤（filtering）的概念，讨论数字女权主义在 Instagram 的互动特点，过滤掉的个人赋权之外的内容体现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与紧张关系（Savolainen, Uitermark & Boy, 2020）。开头以一段叫做 Sara 的模特受访片段引入，讲述了她利用 Instagram 将女权主义经营为自己的品牌形象，获得关注，并找到了工作；但为了留住客户，同时也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女权主义更深入、真实的想法，仅发布那些大众接受的市场化的内容。文中也有其他几位受访者在过滤之下做出的互动行为妥协。Instagram 可以获得相比其他平台更多（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但也必须遵循互动秩序展开表演，抵抗、斗争与行动也易被消解。某种程度上说，周庭的 YouTube 频道也可从这一视角分析。#论文 #学者

上一条末尾提及周庭的 YouTube 频道，是接着 Savolainen 等人对数字女性主义在社交网络中被以过滤的方式逐渐抹杀的表述产生的一点感想。香港的民主运动、本土运动或者说左翼运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社交媒体的互动秩序过滤掉了敏感性的表达，这种生产性的紧张关系与矛盾隐藏起来，转而成为一种「流行抗争文化」的妥协。

研究中国劳工、抗议和集体行动、公民社会等领域的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Diana Fu，前两年出版的基于其博士论文的论著 Mobilizing Without the Masses: Control and Contention in China 中，提出了一种与书名同名的抗争理论模型 MMM，即「没有群众的动员」。回到周庭的案例，作为个体，她的社交媒体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分享而少有激进思想的表达，获得更为广泛群体的关注，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从而在追求激进主义的同时，规避国家组织机构控制传统集体行动的风险。动员模式或个体行动的取向，在有群众、没有群众之间，何时、如何切换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究。#学者 #著作

美国总统这一职位的影响，早已超过合众国的边界，远伸至各大陆、海岛上，却依然只能由单一国家内的选民决定；选举的程序，依然遵照着百年前的选举人团（12th Amendment，history，NCSL）和赢家通吃（FPTP，Maine）的怪异安排；这场选举，甚至和有些州没什么关系，只是由少数关键州左右结果；而其结果，甚至需要在一个多月后才尘埃落定。

今次选举，许多美国的传媒淡化了对选举结果的预测，比如 CNN 将重点转向关注出口民调 。而我也只关注了两家机构——FiveThirtyEight 和 The Economist。Andrew Gelman 与 Jessica Hullman 和 Christopher Wlezien 也在九月初撰文对这两间的统计模型展开了分析，他也在博客上更新这些模型的后续讨论。#新闻

不过关于「预测」和「投票」，有两篇轻松文章也可帮助后设视角思考——Adam Elkus 的 The Predictioneer's Predicament，及 Nadia Eghbal 的 The problem with voting。

英国近半世纪以来的各类学术研究，大体上有着对殖民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并在教学与研究中力求非殖民化（decolonial ），与其历史密不可分。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后殖民与非殖民化研究教授 Gurminder K Bhambra，她自己的著作 Connected Sociologies 在 Bloomsbury 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也拓展为全球时代理论丛书（Theory for a Global Age），2015 年后转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发行，惟并非开放获取。Bhambra 也是一些社会学开放项目的编辑、发起和负责人，如全球社会理论（Global Social Theory），以及与其著作 Connected Sociologies 同名的课程项目网站。

全球社会理论（Global Social Theory）是一个提供全球视角关注社会理论的免费资源网站，目前主要是英国的学者参与协同贡献，分为概念、学者、主题三类。另外也有课程大纲和阅读书单，有研究方法与伦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

连接的社会学课程项目（Connected Sociologies Curriculum Project）则是试图打破社会学看历史时，西方崛起与现代性出现的隐含共识叙述，由此出发提供一些课程补充全球进程中被忽略的部分。目前已有三个课程。

除了 Bhambra 这两个项目，还有牛津大学各学院专业的学生发起的非主流阅读书单项目（The Alternative Reading List Project），希望提供被主流学界边缘或排除的视角下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类似的项目还有很多。

去年底一次去摇滚现场前，整理了一个社会学视角下摇滚乐相关的 课程和文献材料，其中第一条就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杨友仁教授的摇滚社会学课程，也关注了他的 academia 页面，其论著与 #课程 大纲多公开于此。#学者 #著作 #论文

最近读了他在 2018 年城大出版的《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一书中的 章节，讨论社会运动与社会学教学的关系，才进一步了解他的本行——都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以及中港台比较研究。他的课程「台-中-港的城市再發展與居住正義」也在YouTube 上公开了 全程教学影像，所涉城市有台北、台中、台南、香港、上海、深圳等。

Christopher Till 近来开设的一档谈社会理论的 #播客 节目——Social Theory Podcast 第一季完结，共六集，每集关注一位重要社会理论的思想者，并与现今学者讨论。其中第一集与第五集的主题是广为人知、影响范围超过学科边界的 Karl Marx、George Herbert Mead，而其余则主要关注的则是传统主流学界较少关注的学者及其理论，正如此前 提及 的英国社会科学界的非殖民反思潮流。有非裔美国社会学家与民权运动家 W. E. B. Du Bois、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 Harriet Martineau、引入 Gemeinschaft（共同体）与 Gesellschaft（社会体）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 Ferdinand Tönnies，以及十四至十五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学者 Ibn Khaldun。#学者

最近一段时间播客的热潮进一步高涨，牛津路透社新闻研究所（RISJ）前几日发布了一份每日新闻播客的 报告，其中观察了美、英、澳、法、瑞典和丹麦的 102 个播客节目。美国的《纽约时报》旗下的 The Daily 影响力最大，甚至成为推动美国每日新闻播客爆炸增长的动因。主要收听群体是受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高的年轻人，也有固定收听的习惯，有利于建立品牌忠诚度，故而各家公司倾入资源。这篇报告也将每日新闻播客分为四类，延伸谈话、深度挖掘、新闻综述、微型简报，The Daily 和我常听的 Today in Focus 就属于其中的深度挖掘，也是占比最高的一类，其不超过二十五分钟的中等时长利于收听，且能展现新闻质量与专业。#新闻

流行病肆虐，其他类型的播客节目收听下降，而新闻播客短暂下滑之后一路上升，但人们对新闻资讯与健康卫生的关注不一定同步增加。美国主流媒体对 COIVD-19 的报道相比数月前并未减少，而为了与大选资讯竞争也出现危言耸听的趋势，反而令公众 冷漠。社会学家 Zeynep Tufekci 前段时间在播客 Recode Media 的 一期 中就谈及了传媒生产报道与读者之间的价值断裂。

#podcasts

继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安全事故地图后，中国劳工通讯昨日 上线 了 工人求助地图，集中记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曝光求助的资讯，旨在便于各方接触困境劳工争取权益。该地图也设「我要爆料」功能，可匿名提交讯息。地图本书提供可视化分析，也可导出数据作进一步研究。

明后两日（11 月 28、29 日）将于国立台湾大学举办 2020 年台湾社会学年会，今年也是台大社会学系创系六十周年。目前只有 日程表，暂无摘要。也整理了一下近年的摘要（2017、2018、2019，仅 2017 年有少量包含正文）。会议主题从 2017 年的「社流感（Sociofluenza）集体行动新视界」、2018 年「行动中的社会学」、2019 年「在虚实之间: 关键时代的台湾社会与社会学」，来到今年的「疫起看社会：全球钜变中的台湾社会学」。

Datawrapper 的博客 Chartable 今次的每周图表（Weekly Chart）讨论了一个重要的性别议题，即各国代议组织中的成员中女性占比依旧很低。去年底 整理了 中美英港四地女性民意代表比例变化，时隔一年，中国暂无变动，香港目前第六届立法会中女性议员数量 进一步减少，英国微弱提高，而美国则微弱下降。相比之下，该则文末提及的台湾，女性立委比例从当时第九届 38.05% 提高至 今届 41.59%，系亚洲最高。

Chartable 一文 中关注了比例超六成、为全球最高的非洲国家卢旺达。卢旺达 1994 年发生 种族灭绝，三个月左右有至少 50 万人被屠杀。其后女性人口占 70%，政治参与提升，而冲突一段时间之后热情仍未降低。卢旺达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也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 1994 年 11.4% 不断提升，至 2003 年将妇女保障名额制度列入新宪法。虽然女性比例提高后，性别议题的关注也随之上升，议会中的风尚变化也令女性议员更自信，但政策制定产生却没有太大影响（Devlin 2008）。配额制度的确可以迅速提高女性议员比例，但也或许会减少争取性别平等的动力。

台湾的配额制度，在九十年代民主化之前，与如今的中国大陆一样，都是承继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妇女运动，迁台与建政后均无成规模妇女运动，因而停滞。台湾在之后大幅度提高配额水平，则是在外交被孤立背景下，作为一种国内政治行为响应国际规范传播的方式扩散影响力的表现。与卢旺达相似，保留配额的做法在后期也会造成其他衍生问题，比如女性主义视角下这一政策反而降低女性参与政治的荣誉感，也容易变成政党选举策略中争夺席次的工具（Huang 2015）。亚洲的案例表现出，制度的产生似乎与经济发展程度、女性主义运动水平并无直接关联，究竟是否要通过配额的方式提高和保证女性政治参与权利还存在很多争议。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近二十年来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中，目前 2016 年的 《史料与法史学》、2013 年的《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和 2008 年的2008《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三部可全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