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4 日，失望，悲悯，渺茫……怀着复杂的心情，我离开了北京。

这一趟将近一周的北京行，是我给自己放了个假，休息几天，寻觅美食，逛逛展览，探访好友。

在我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午间学术讨论的时候，被门口警卫拦了下来。

「以前查一下身份证，登记不就行了吗？」

「这几天不行，没有正式邀请函，外人一律不准入内，你 7 号以后再来吧。」

「什么原因？」

「这我不方便透露。」

「为了六四？」

「我不方便透露，你自己琢磨吧。」

不想麻烦北大的朋友出来接我，于是我「溜进」了旁边的清华。两位大妈游客想进去参观，被拒之门外。

「请让一下。」

拨开人群，学生模样的我丝毫没有引起警卫的怀疑，让我从拥挤的游客中堂而皇之地进去了。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故技重施依旧好使。进女生公寓，在楼下宿管处登记的时候，宿管阿姨看着我的护照上的照片，狂笑不止，可能是那拍得实在是像个通缉犯。可就是这样的通缉犯般的护照，地铁查身份证的时候，却成了「绿色通行证」，通行无阻。

其实每次来北京，都留给我快乐的回忆，即使是这次。看了三场电影，一场话剧，四场展览，买了三本书（赠出了其中一本），见了几位好友。可是在欢乐之余，我还是无法忘记三十年前，在我脚下的土地上，不计其数（因为官方给不出数字）的知识青年献出了生命，追求民主自由与健康的政治环境。

法国历史学家 Pierre Nora 所著的 Les Lieux de Mémoire，提出了成为社群的象征性遗产的一种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实体，「lieu de memoire」，我们回溯过去，赋予意义，创造联系，再反作用于巩固社群凝聚。举个大家都能立刻想起来的例子，高中历史书在述及法国大革命的那一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幅图片即被攻陷的巴士底狱的油画。多年后，再看到这张画，人们依然能联想起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拼凑出法国大革命的图景。

而对于六四事件来说，最出名的一幅「画」莫过于挡住坦克的人。BBC 在对北京街头采访时，大多数人表示没有见过。但他们的回复支支吾吾，明显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视频最后的老大爷还指出，「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你们能拿到这儿来？」

无论被称作「Tank Man（坦克人）」、「Unknown Protester（无名的抗议者）」，还是「螳臂挡车的歹徒」，这些 invented tradition，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

「如果话语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性话语（savoir）的背后所隐藏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还原』而获取的，使得在历史沿革之中，某些话语消失，而某些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亦即使用话语的、作为主体的人何以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他们的选择？对于现象（比如人的行动），只要它是被规范的和存续的，我们可以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善华所著的《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中，受 Michel Foucault 启示的方法论。这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是经历过文革的普通民众。

我还记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第一篇《烧锅炉的老北大》，读着读着，不禁落泪。北大法律系出生的韩大爷，因为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学生会主席，在解放后去登记了自己的身份，埋下祸根。1951 年 3 月 7 号晚上，他被逮捕，「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无从上诉的军事法庭判了他 15 年有期徒刑。1964 年「释放」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农场「就业」。「文革」爆发后，他又被分到黑龙江省龙江县五村四队插队，当了 15 年农民，每年工资 4 毛钱。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主席的宽大指示下」，韩大爷回到北京，在 31 中找到了烧锅炉的工作。

常常谈及政治，很多人噤若寒蝉，风声鹤唳，摇头摆手，莫谈国事。你可以将这些悲剧当成是小人物的悲哀，也可以一头扎进犬儒主义的温柔乡里。可政治却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个人前途命运休戚与共。

普通民众的「社会恒常」使集体事件得以在个体记忆中存续，无论权力所有者如何隐瞒、掩盖，或者编织新的记忆试图覆盖，都难以掘去这深埋着的集体记忆。

在今天的政治与法制环境下，顾及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我只能在 Telegram 这个「法外之地」讨论这一问题。我钦佩「天安门母亲」的勇敢与坚毅，但我也不能帮她们发声。我想，我们能做到的，且至少应该做到的是，不要遗忘，讲述下去，延续这一「被创造的传统」。

（未完）

#呓言 #学者 #著作

Das Weltbürgerrecht soll auf Bedingungen der allgemeinen Hospitalität eingeschränkt sein.

近期美国收紧留学签证政策，英国扩大对持 BN(O) 香港人定居和入籍 等，令人们再次关注个人于国家之间留学、旅行、移民等活动时的自由与限制。

上面的这句话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意即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有访问他国的权利，能够进入任何地方，其自由不被额外限制。康德认为，「公共人权」（öffentliches Menschenrecht）通过不同民族的交织、不同国家公民的自由共同体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法的补充得到体现。在论述这一著作时，往往关注的废除常备军、共和制等国家关系面向，而忽略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人」的权利；关于世界主义的辩论也常聚焦国家作用，忽视作为人类个体的世界公民的需求与利益。至于爱国与世界主义是否冲突，我至少和幸徳秋水（1901）持相同看法。#学者 #著作 #呓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逐渐完善对社会运动的研究，ASA 也在 1981 年创建了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分会（CBSM），并形成了资源动员的研究范式（resource mobilization），但这也造成了社会运动被当作常态政治之外的一种理性行为。如今社会运动的研究范式流派几近更迭，社会运动本身却也愈加制度化、表演化。此前推介在美国宾大社会学读博士的赵蒙旸，她最近一篇文章在 Critical Sociology 发表（她的频道中有发布全文，此文也是开放获取），讨论的就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跨国行动者，面对进步国家的成熟社会运动所观察到的弊病。移民不仅可为自身族裔发声，其个人经历对居住国民主进步亦是新鲜血液。#学者 #论文

刚刚上线的新一期菇武门 Podcast，由于间接或直接接触过疑似感染者，加之近期香港抗疫严峻，何韵诗和黄咏诗两人首次视讯通话录制了这期「意识流」节目。开头谈及疫情再度袭来，黄就从其编剧工作经历出发举例，劝诫传染病并不会像戏剧、电影一般有个可期的结局。而在末尾的回应观众，对于「社会运动疲劳」，她也从这一角度开导，「现实不是一套剧本」；也建议通过了解宏大长远历史事件来认识和接受不可控，让我想到自己面对失控时，时常将自己的生命长度放入地质年代中寻找疗愈。#播客 #podcasts

以戏剧作比或许很快联想到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其中生命与舞台难分的关系也是源于莎翁的《皆大欢喜》，而高夫曼也在末尾强调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联性，戏剧的虚构来源真实生活。当然，高夫曼的理论面向于日常互动，黄咏诗谈论的生命历程与之相距甚远，不过我依然觉得「现实其实还是一套剧本」，人们总是在不满无聊的确定结局而寻找新鲜，与对不安于不确定而再建常轨之间徘徊。#学者 #著作

音乐—声音融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百年期刊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本月数字主题是音乐与声音（Music and Sound），回顾数据库中往期刊载的相关主题论文，从一百年前 M. E. Robinson 的《音乐作为一种规训》（Robinson 1909），到 Tia DeNora 的《社会现实的音乐创作？音乐、行动与反思》（DeNora 1995），再到 Lambros Fatsis 的《警治节拍：英国的 drill 和 grime 音乐的犯罪化》（Fatsis 2019）等。同时也邀请了许多社会学家分享了他们的歌单：#期刊 #论文 #音乐 #学者

1. Jack Halberstam - 世界末日，愤怒，毁灭，伤害。困惑。
2. Akwugo Emejulu - 街谈巷议，美国，民权运动，怀旧。
3. Meg-John Barker & Justin Hancock - 荒岛唱片，亲密关系，生物心理学，性爱。（podcast） #podcasts
4. Phil Scraton，古典音乐，宗教。
5. Raewyn Connell - 工作音乐，教堂，巴赫，管风琴。

在几个朋友相继表示被深深感动之后，时隔多年再度去影院里观看了《星际穿越》。经历的累积使我放下了此前对其中物理现象光影表现以及英雄叙事的成见，而对人类个体间的情感连结与悲欢离合几度落泪。

起着预言作用的墨菲定律，被改编成美好版本的谚语，从「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变成「墨菲定律并不意味着坏事会发生」。虽然结局似乎与之呼应，不过在片中并没有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理论。

这也让我想到前两天读到的 Bloomberg 的软件工程师 Neil Kakkar 写了两个月的长文——Bayes Theorem: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 Thinking，用可视化和假设案例的方式解释了贝叶斯定理（此前推介过基本贝叶斯统计的教科书），运用这一定理帮助批判思考。错误或许无法根除，贝叶斯定理不是万能的，不过或许数学思维、后设认知、批判思考可以减少错误和偏见。#学者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学系教授 刘思达（GS，weibo）接受微信公众号云里阅天下的访谈 上（backup）、下（backup）。其中谈到他自身的学术之路，田野调查的技术，社科中的量化问题等。#学者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访谈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受访人学会“装聪明”（play smart）和“装傻”（play dumb）。」比如此前一条八九六四的 田野笔记，如何令对方卸下心防，对陌生人信任是访谈最关键的部分，此后才是装傻或装懂的临时表演。

「我认为量化本身不是问题，但三脚猫的量化就是问题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有些人做的那种统计分析真的是不堪入目，说得好听是玷污数学，说得不好听就是强奸数学。」 也如他在前文中提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统计数据质量太差，因而质性研究独树一帜。此前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对「6亿人口」问题做数据分析，但如果做成完整研究只可能是高屋建瓴了。很多量化研究都从一开始就盘算如何获得数据来证明结论，而非 seeing, observing, thinking。

「研究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这是自然，不过之所以现在在很多社科学科中存在方法之争，也是因为学术制度从一开始就给学生烙下了固定方法，比如最近哈佛政府学院也上了政治计量学课程（GOV2001，Gary King 也把课程发在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上）。#课程

最后也谈到翻译的问题，ecology 通译为生态，费孝通译为区位，刘试译为江湖；free rider 通译为搭便车，赵鼎新借用了中文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实许多基础术语都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比如 context 可以说背景，却偏要拽文讲语境；literature review 中国大陆多译成文献综述，倒不如台湾的文献回顾，因为许多时候并不做系统性的回顾。#呓语

Thomas Piketty 的著作 Capital et Idéologie 《资本与意识形态》，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收到审查删节的要求，但 Piketty 拒绝删除其中对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贫富落差批评的部分。#学者 #著作

So great was the communist disaster that it overshadowed even the damage done by the ideologies of slavery, colonialism, and racialism and obscured the strong ties between those ideologies and the ideologies of ownership and hypercapitalism – no mean feat.

在 2016 和 2020 年，习近平两次提及 Piketty 前作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一书，或用作批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不平等，或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地位。但就如此前提及的习的讲稿中对经典的断章取义，这种做法已是常态。

中信出版社在六月和八月发出从法文版和英文版中删节翻译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在回复《南华早报》时表示版权谈判仍在进行中。或许最终此书也会像斯诺登的《永久记录》一样，由「普通中文读者和翻译员」帮助翻译并共享。这种方式也许是未来各类著作不被删节地进入简体中文世界的出路。#新闻

曾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读博士的黄书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都市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更为人熟悉的马甲是 @豬小草（Twitter，Blogger），在台大社科学院亚洲社会比较中心的 成员页面 中的众人照片中也是唯一一位用社交头像的。#学者

黄也参与 #播客 《星箭廣播》最近一期的录制，谈论 了大学教师运用数字技术的问题。在节目中提及的关于 🍺 啤酒的生产与社会设计的 课程，以及他的其他课程的教学大纲等，也可以在他的部落格或 Academia 上找到。助力教学的工具提及了 Dropbox、Trello、Miro 和 Notion，不过我倒是更喜欢 Google Drive 套件（Docs、Sheets、Slides、Drawings、Forms）这种非 All-In-One 模式，进度管理也可以用 GitHub。#课程

Wikipedia 上各种语言对 LGBT 家庭教育的概述中，都提及了同性家庭对子女的养育不差于异性家庭，也有研究支持可能更好。近年来许多学科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与许多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及其带来的政策辩论有很大关联。最近发在 ASR 的一篇研究，基于荷兰的行政人口的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行分析，说明同性双亲抚养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现较佳（Mazrekaj, De Witte & Cabus, 2020）。既是老生常谈的议题，这篇研究的特点不在结果，在于方法和数据。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论文 #学者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系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讲座记录 #学者 #著作 #影片

前两天听 #播客 Today in Focus 的一期讲到 Instagram 的发展历程与，这也是来宾 Bloomberg 科技记者 Sarah Frier 长期关注的社交媒体问题。最后也提及了其母公司 Facebook 面对这个更为成功的子项目的尴尬处境，而 IG 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必然受到 Facebook 发展策略的影响。而今天打开 IG 时，恰好看到此前 Facebook 宣布将 Messenger 并入 IG 的功能正式上线。翻阅论文时，也恰好看到了 New Media & Society 近期有两篇关于 IG 的女性视角研究，研究者都来自北欧或低地国家。

一篇是结合现象学与民族志研究，讨论非自愿性无子女（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IC）的女性，通过 Instagram 表达和交流尝试怀孕（trying-to-conceive，TTC）的情况（Stenström, 2020）。研究者对数据的收集过程，就像你我一般用户一样——追踪账户、进而追踪推荐账户、浏览他们发布的信息，不过为了不影响研究，没有点赞或评论。

另一篇从过滤（filtering）的概念，讨论数字女权主义在 Instagram 的互动特点，过滤掉的个人赋权之外的内容体现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与紧张关系（Savolainen, Uitermark & Boy, 2020）。开头以一段叫做 Sara 的模特受访片段引入，讲述了她利用 Instagram 将女权主义经营为自己的品牌形象，获得关注，并找到了工作；但为了留住客户，同时也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女权主义更深入、真实的想法，仅发布那些大众接受的市场化的内容。文中也有其他几位受访者在过滤之下做出的互动行为妥协。Instagram 可以获得相比其他平台更多（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但也必须遵循互动秩序展开表演，抵抗、斗争与行动也易被消解。某种程度上说，周庭的 YouTube 频道也可从这一视角分析。#论文 #学者

上一条末尾提及周庭的 YouTube 频道，是接着 Savolainen 等人对数字女性主义在社交网络中被以过滤的方式逐渐抹杀的表述产生的一点感想。香港的民主运动、本土运动或者说左翼运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社交媒体的互动秩序过滤掉了敏感性的表达，这种生产性的紧张关系与矛盾隐藏起来，转而成为一种「流行抗争文化」的妥协。

研究中国劳工、抗议和集体行动、公民社会等领域的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Diana Fu，前两年出版的基于其博士论文的论著 Mobilizing Without the Masses: Control and Contention in China 中，提出了一种与书名同名的抗争理论模型 MMM，即「没有群众的动员」。回到周庭的案例，作为个体，她的社交媒体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分享而少有激进思想的表达，获得更为广泛群体的关注，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从而在追求激进主义的同时，规避国家组织机构控制传统集体行动的风险。动员模式或个体行动的取向，在有群众、没有群众之间，何时、如何切换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究。#学者 #著作

去年底一次去摇滚现场前，整理了一个社会学视角下摇滚乐相关的 课程和文献材料，其中第一条就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杨友仁教授的摇滚社会学课程，也关注了他的 academia 页面，其论著与 #课程 大纲多公开于此。#学者 #著作 #论文

最近读了他在 2018 年城大出版的《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一书中的 章节，讨论社会运动与社会学教学的关系，才进一步了解他的本行——都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以及中港台比较研究。他的课程「台-中-港的城市再發展與居住正義」也在YouTube 上公开了 全程教学影像，所涉城市有台北、台中、台南、香港、上海、深圳等。

Christopher Till 近来开设的一档谈社会理论的 #播客 节目——Social Theory Podcast 第一季完结，共六集，每集关注一位重要社会理论的思想者，并与现今学者讨论。其中第一集与第五集的主题是广为人知、影响范围超过学科边界的 Karl Marx、George Herbert Mead，而其余则主要关注的则是传统主流学界较少关注的学者及其理论，正如此前 提及 的英国社会科学界的非殖民反思潮流。有非裔美国社会学家与民权运动家 W. E. B. Du Bois、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 Harriet Martineau、引入 Gemeinschaft（共同体）与 Gesellschaft（社会体）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 Ferdinand Tönnies，以及十四至十五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学者 Ibn Khaldun。#学者

最近一段时间播客的热潮进一步高涨，牛津路透社新闻研究所（RISJ）前几日发布了一份每日新闻播客的 报告，其中观察了美、英、澳、法、瑞典和丹麦的 102 个播客节目。美国的《纽约时报》旗下的 The Daily 影响力最大，甚至成为推动美国每日新闻播客爆炸增长的动因。主要收听群体是受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高的年轻人，也有固定收听的习惯，有利于建立品牌忠诚度，故而各家公司倾入资源。这篇报告也将每日新闻播客分为四类，延伸谈话、深度挖掘、新闻综述、微型简报，The Daily 和我常听的 Today in Focus 就属于其中的深度挖掘，也是占比最高的一类，其不超过二十五分钟的中等时长利于收听，且能展现新闻质量与专业。#新闻

流行病肆虐，其他类型的播客节目收听下降，而新闻播客短暂下滑之后一路上升，但人们对新闻资讯与健康卫生的关注不一定同步增加。美国主流媒体对 COIVD-19 的报道相比数月前并未减少，而为了与大选资讯竞争也出现危言耸听的趋势，反而令公众 冷漠。社会学家 Zeynep Tufekci 前段时间在播客 Recode Media 的 一期 中就谈及了传媒生产报道与读者之间的价值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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