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我，一时兴起创建了这个频道。并在「关于」中改编贡布里希的话，「没有什么社会学，只有社会学家罢了」。

频道标识和视觉识别借鉴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所以姑且也可称此频道为「社会学人」。巧在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ser）在撰写《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期间，也担任《经济学人》的副主编，虽然《经济学人》文章质量早就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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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高中的语文课，老师分配选修课让学生讲课。《庖丁解牛》是我第一次上课。这堂课我完全脱离书本结构，从庄子——思想家，到〈养生主〉——著作，最后到其中体现的哲学思想，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如此思路让我在之后的学习中一直非常重视「理论」背后的「人」。

社会学人，构成了理论，范式，方法，整个社会宇宙。从孔德开始，从古典到后现代，慢慢抽丝剥茧。我会在未来分享社会学相关的讯息，著作、论文、视频、课程、讲座、会议等等，以及我的想法。#呓言

《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是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ISA）的数字杂志，自 2010 年起，以包含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在内的 17 种语言每年发布三期。主要内容为社会学相关的辩论与采访，提供了世界不同地区的观点、愿景、叙述之间交流与冲突的空间。然而，自去年年末以来，中文版即停止了更新。今年年初我曾邮件询问此事，ISA 给出的回复是「We are sorry for this delay and are working to provid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半年过去了，今年第一期 GD9.1 已经发布，目前已经有过半语言版本发布，中文版居然还停留在去年的 GD8.3！难道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和世界脱节了？#期刊 #呓言

2019 年 6 月 4 日，失望，悲悯，渺茫……怀着复杂的心情，我离开了北京。

这一趟将近一周的北京行，是我给自己放了个假，休息几天，寻觅美食，逛逛展览，探访好友。

在我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午间学术讨论的时候，被门口警卫拦了下来。

「以前查一下身份证，登记不就行了吗？」

「这几天不行，没有正式邀请函，外人一律不准入内，你 7 号以后再来吧。」

「什么原因？」

「这我不方便透露。」

「为了六四？」

「我不方便透露，你自己琢磨吧。」

不想麻烦北大的朋友出来接我，于是我「溜进」了旁边的清华。两位大妈游客想进去参观，被拒之门外。

「请让一下。」

拨开人群，学生模样的我丝毫没有引起警卫的怀疑，让我从拥挤的游客中堂而皇之地进去了。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故技重施依旧好使。进女生公寓，在楼下宿管处登记的时候，宿管阿姨看着我的护照上的照片，狂笑不止，可能是那拍得实在是像个通缉犯。可就是这样的通缉犯般的护照，地铁查身份证的时候，却成了「绿色通行证」，通行无阻。

其实每次来北京，都留给我快乐的回忆，即使是这次。看了三场电影，一场话剧，四场展览，买了三本书（赠出了其中一本），见了几位好友。可是在欢乐之余，我还是无法忘记三十年前，在我脚下的土地上，不计其数（因为官方给不出数字）的知识青年献出了生命，追求民主自由与健康的政治环境。

法国历史学家 Pierre Nora 所著的 Les Lieux de Mémoire，提出了成为社群的象征性遗产的一种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实体，「lieu de memoire」，我们回溯过去，赋予意义，创造联系，再反作用于巩固社群凝聚。举个大家都能立刻想起来的例子，高中历史书在述及法国大革命的那一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幅图片即被攻陷的巴士底狱的油画。多年后，再看到这张画，人们依然能联想起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拼凑出法国大革命的图景。

而对于六四事件来说，最出名的一幅「画」莫过于挡住坦克的人。BBC 在对北京街头采访时，大多数人表示没有见过。但他们的回复支支吾吾，明显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视频最后的老大爷还指出，「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你们能拿到这儿来？」

无论被称作「Tank Man（坦克人）」、「Unknown Protester（无名的抗议者）」，还是「螳臂挡车的歹徒」，这些 invented tradition，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

「如果话语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性话语（savoir）的背后所隐藏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还原』而获取的，使得在历史沿革之中，某些话语消失，而某些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亦即使用话语的、作为主体的人何以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他们的选择？对于现象（比如人的行动），只要它是被规范的和存续的，我们可以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善华所著的《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中，受 Michel Foucault 启示的方法论。这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是经历过文革的普通民众。

我还记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第一篇《烧锅炉的老北大》，读着读着，不禁落泪。北大法律系出生的韩大爷，因为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学生会主席，在解放后去登记了自己的身份，埋下祸根。1951 年 3 月 7 号晚上，他被逮捕，「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无从上诉的军事法庭判了他 15 年有期徒刑。1964 年「释放」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农场「就业」。「文革」爆发后，他又被分到黑龙江省龙江县五村四队插队，当了 15 年农民，每年工资 4 毛钱。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主席的宽大指示下」，韩大爷回到北京，在 31 中找到了烧锅炉的工作。

常常谈及政治，很多人噤若寒蝉，风声鹤唳，摇头摆手，莫谈国事。你可以将这些悲剧当成是小人物的悲哀，也可以一头扎进犬儒主义的温柔乡里。可政治却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个人前途命运休戚与共。

普通民众的「社会恒常」使集体事件得以在个体记忆中存续，无论权力所有者如何隐瞒、掩盖，或者编织新的记忆试图覆盖，都难以掘去这深埋着的集体记忆。

在今天的政治与法制环境下，顾及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我只能在 Telegram 这个「法外之地」讨论这一问题。我钦佩「天安门母亲」的勇敢与坚毅，但我也不能帮她们发声。我想，我们能做到的，且至少应该做到的是，不要遗忘，讲述下去，延续这一「被创造的传统」。

（未完）

#呓言 #学者 #著作

Das Weltbürgerrecht soll auf Bedingungen der allgemeinen Hospitalität eingeschränkt sein.

近期美国收紧留学签证政策，英国扩大对持 BN(O) 香港人定居和入籍 等，令人们再次关注个人于国家之间留学、旅行、移民等活动时的自由与限制。

上面的这句话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意即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有访问他国的权利，能够进入任何地方，其自由不被额外限制。康德认为，「公共人权」（öffentliches Menschenrecht）通过不同民族的交织、不同国家公民的自由共同体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法的补充得到体现。在论述这一著作时，往往关注的废除常备军、共和制等国家关系面向，而忽略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人」的权利；关于世界主义的辩论也常聚焦国家作用，忽视作为人类个体的世界公民的需求与利益。至于爱国与世界主义是否冲突，我至少和幸徳秋水（1901）持相同看法。#学者 #著作 #呓语

这篇前两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共同研究（开放获取即将过期），整理 1949 年以来没有进入历史话语中的同性恋记忆，在 2012 至 2013 年通过雪球抽样四座城市的年长男同性恋者，并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从鲍曼的理论出发，质疑了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1985 年期间是中国男同性恋者的黄金时期的观点——流氓罪的重现反而催生了最黑暗的时期（Worth et al 2019）。#论文

流氓罪（1979年正式定义至1997年正式废除）和如今的寻衅滋事罪，模糊地界定何为反社会行为，以劳动教养的强制行政处罚，形塑国家认可的道德观念。这种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做法，其开放性与广泛性实质则是延续清朝的法律概念（前段时间台湾废除的通奸罪亦是）。

在b站火起来的罗翔，他的影片中以排除的方法讲解刑法题中如何定罪时，最后会有许多「总有一款罪适合你」的弹幕。人们简单满足于对脱序行为的行动者的惩处，却忘记了罗翔反复强调的「刑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的警示。

这种对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对渴望与焦虑，催生了对学生运动对镇压，催生了不断创造新罪名施加于性少数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驱逐「他者」的现实。#呓语

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讲座记录 #新闻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和 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论文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呓语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学系教授 刘思达（GS，weibo）接受微信公众号云里阅天下的访谈 上（backup）、下（backup）。其中谈到他自身的学术之路，田野调查的技术，社科中的量化问题等。#学者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访谈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受访人学会“装聪明”（play smart）和“装傻”（play dumb）。」比如此前一条八九六四的 田野笔记，如何令对方卸下心防，对陌生人信任是访谈最关键的部分，此后才是装傻或装懂的临时表演。

「我认为量化本身不是问题，但三脚猫的量化就是问题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有些人做的那种统计分析真的是不堪入目，说得好听是玷污数学，说得不好听就是强奸数学。」 也如他在前文中提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统计数据质量太差，因而质性研究独树一帜。此前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对「6亿人口」问题做数据分析，但如果做成完整研究只可能是高屋建瓴了。很多量化研究都从一开始就盘算如何获得数据来证明结论，而非 seeing, observing, thinking。

「研究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这是自然，不过之所以现在在很多社科学科中存在方法之争，也是因为学术制度从一开始就给学生烙下了固定方法，比如最近哈佛政府学院也上了政治计量学课程（GOV2001，Gary King 也把课程发在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上）。#课程

最后也谈到翻译的问题，ecology 通译为生态，费孝通译为区位，刘试译为江湖；free rider 通译为搭便车，赵鼎新借用了中文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实许多基础术语都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比如 context 可以说背景，却偏要拽文讲语境；literature review 中国大陆多译成文献综述，倒不如台湾的文献回顾，因为许多时候并不做系统性的回顾。#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