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Opinion #摘要 #结构性 #联邦制 #行为联邦制 #地方政府 #GDP #行政发包制 #地方政府公司化 #跨地区 #统一

基于超大规模性说说这段时期的“我是个p的利维坦”问题：

1. 国家的建构特点
①虽然不是联邦制国家，但中央政府的权力集约度比联邦制国家还低；
②为有效应对广袤疆域、广阔社会和广大族群，政府决策往往在“一刀切”和“可灵活解释”之间二选一；
③识别和响应问题困难，解决问题容易。

2. 行政发包制和地方的公司化
对一个组织的控制，核心的权力来源于两项，人事权和财政权。
人事上，我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单一制国家更集权，中央政府享有终结性权力和最高权威，立法权高度集中于全国人大，地方政府不享有地方自治的权力。
财政上，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处于２０－３０％的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通常为５０－６０％）。

行政发包制直接带来了承包人的整体性问责和无限责任。近年来，我们所批评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其实是各级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承包人，在利润（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全面收紧之下，一些领导力不足的地方领导人不能很好平衡各方面的事务的结果。

3. 各级的主体化和政治秩序中的多元化
正因如此，除非上级以政治压力压下来，否则下级政府对上级所布置的任务目标往往颇有微词，采取“集体不作为”加以抵抗；而上级政府则因此更进一步“属地责任管理”压实责任，赋予下级政府的“无限（承包）责任”，以求目标的完成。

远的不说，仅仅是这几年，甚至是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许多事例就足以说明这复杂的关系。交通管控组未经指挥部同意，擅自停止封城；某县级市未经任何主体批准，擅自扣押物资；某些地方在执行封村、封小区的政策过程中，擅自将指令变成“挖断公路”，等等。（tele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