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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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六十年代的美国密西西比州,展开了一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投票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志愿运动。期间,警察、三 K 党、政府对志愿者施加严重暴力,殴打、逮捕、谋杀。运动终以失败告终,但那个夏天深刻影响参与者和之后的民权运动。

三十年前,当时执教亚利桑那社会学系的 Doug McAdam 写下同名著作,访谈数百位志愿者,也分析了新左派与其关联,随后获赖特·米尔斯奖。亦有其他许多学者以此为题著述。

今年 5 月 18 日,林夕为讲述韩国六月民主运动和光州事件的电影《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的片尾曲填上广东话歌词,即《自由之夏》,黄耀明演唱。#音乐 #影片

今天的 8·10 大搜捕,香港《苹果日报》被搜查数小时,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以及香港电台等香港媒体被警察拒绝采访,黎智英及周庭被捕。从传媒偏见和可信度来看,《苹果日报》质量不高,不作为我获取香港资讯的主要渠道。可在如今新闻自由被不断压缩的困境下,曾经高质的百年老报《南华早报》也不得不顺从。警治压迫传媒,新闻避让威权之下,泛民主、反建制或是反对派,不应成为被消灭的原因。#新闻

无法购买一份报纸支持,就此处分享一下去年香港苹果日报出版的《2019 自由之夏》吧。( /

(11 日诸中文报章头条
反波 Antiwave 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的一批 podcast 之一,从 2005 年开播至 2009 年以后不再更新,期间谈论了各种社会问题。最近起死回生,重开了 .xyz 域名的新网站,因而各泛用型 podcast 平台还可以收听往期节目。今天「更新」了 2007 年 8 月 5 日的一期节目——人民大会谈16 – 是是非非「我世代」。不过要想看当年留言激烈的讨论,还是得去互联网存档考古了。#播客 #影片 #podcasts

Me Generation(我世代)是诞生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文化概念,民权运动、经济危机、越南战争,使年轻世代打破家庭、社区联系,拒绝自我奉献、忠于制度与宗教等价值观。其后也衍生出 Me Me Me Generation(我我我世代)。而这类一术语在任何时代、地区都是一种类似「垮掉的一代」的表述,每一代都是我我我世代

如此喜欢用这个标题的《时代周刊》在 2005 年先套用在了日本头上,封面是「日本的未来」(Japan's Future),封面故事之一则有《日本的我世代》(Japan's Me Generation,有趣的是,该篇联同另一篇封面故事 When No Choice is a Good One 链接失效,其他文章可正常访问,目前只可访问存档)。随后 2007 年刊出封面故事为《中国的我世代》的一期,引发争议。

如果说「我世代」是假报道、真问题的话,此篇报道的问题更多聚焦于新闻伦理。与学术的质性研究不同,新闻报道往往有既定需要陈述的观点主题,采访对象只是为了收集支撑材料,并非扎根研究。同时面对受访者,并不会明确告知研究目的、征求同意和妥善保护。自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新闻报道而具有道德使命,也造成较少考虑对象的风险、隐私和保密。

最后连岳提及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或许是 2006 年三峡工程落成时的一系列议题。除了采访面更广泛,《纽约时报》相比《时代周刊》 还有一个优点,即完备的数字化和档案化,可以检索 1851 年以来的所有内容。而《时代周刊》 虽然也可检索 1925 年至 2014 年的内容,但功能不完善,难以获得期望结果,须借助外部搜索。#新闻
曾于 Vox 任职的 Johnny Harris,在 Border 系列第五季因疫症在美蔓延而取消后,同 New York Times 合作,刚刚推出了 #影片 How America Bungled the Plague,从一张美国与欧洲感染个案对比图表,和一本小布什时代开始编纂的瘟疫应对手册入手,与 Nick Kristof 展开对谈。#新闻

不过影片的重点讨论的是美国行政机构的无能,更确切地说是 Trump 的问题。而对病毒扩散早期美国民众普遍匮乏的基本公共卫生常识、基督教的广泛影响力及其近年衰落趋势引发的保守主义浪潮、美国外交策略从慷慨外交的转变与缺乏国际合作等深层因素则未有提及。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讲座记录 #学者 #著作 #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