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 Weltbürgerrecht soll auf Bedingungen der allgemeinen Hospitalität eingeschränkt sein.

近期美国收紧留学签证政策，英国扩大对持 BN(O) 香港人定居和入籍 等，令人们再次关注个人于国家之间留学、旅行、移民等活动时的自由与限制。

上面的这句话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意即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有访问他国的权利，能够进入任何地方，其自由不被额外限制。康德认为，「公共人权」（öffentliches Menschenrecht）通过不同民族的交织、不同国家公民的自由共同体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法的补充得到体现。在论述这一著作时，往往关注的废除常备军、共和制等国家关系面向，而忽略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人」的权利；关于世界主义的辩论也常聚焦国家作用，忽视作为人类个体的世界公民的需求与利益。至于爱国与世界主义是否冲突，我至少和幸徳秋水（1901）持相同看法。#学者 #著作 #呓语

这篇前两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共同研究（开放获取即将过期），整理 1949 年以来没有进入历史话语中的同性恋记忆，在 2012 至 2013 年通过雪球抽样四座城市的年长男同性恋者，并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从鲍曼的理论出发，质疑了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1985 年期间是中国男同性恋者的黄金时期的观点——流氓罪的重现反而催生了最黑暗的时期（Worth et al 2019）。#论文

流氓罪（1979年正式定义至1997年正式废除）和如今的寻衅滋事罪，模糊地界定何为反社会行为，以劳动教养的强制行政处罚，形塑国家认可的道德观念。这种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做法，其开放性与广泛性实质则是延续清朝的法律概念（前段时间台湾废除的通奸罪亦是）。

在b站火起来的罗翔，他的影片中以排除的方法讲解刑法题中如何定罪时，最后会有许多「总有一款罪适合你」的弹幕。人们简单满足于对脱序行为的行动者的惩处，却忘记了罗翔反复强调的「刑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的警示。

这种对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对渴望与焦虑，催生了对学生运动对镇压，催生了不断创造新罪名施加于性少数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驱逐「他者」的现实。#呓语

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讲座记录 #新闻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和 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论文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呓语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学系教授 刘思达（GS，weibo）接受微信公众号云里阅天下的访谈 上（backup）、下（backup）。其中谈到他自身的学术之路，田野调查的技术，社科中的量化问题等。#学者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访谈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受访人学会“装聪明”（play smart）和“装傻”（play dumb）。」比如此前一条八九六四的 田野笔记，如何令对方卸下心防，对陌生人信任是访谈最关键的部分，此后才是装傻或装懂的临时表演。

「我认为量化本身不是问题，但三脚猫的量化就是问题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有些人做的那种统计分析真的是不堪入目，说得好听是玷污数学，说得不好听就是强奸数学。」 也如他在前文中提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统计数据质量太差，因而质性研究独树一帜。此前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对「6亿人口」问题做数据分析，但如果做成完整研究只可能是高屋建瓴了。很多量化研究都从一开始就盘算如何获得数据来证明结论，而非 seeing, observing, thinking。

「研究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这是自然，不过之所以现在在很多社科学科中存在方法之争，也是因为学术制度从一开始就给学生烙下了固定方法，比如最近哈佛政府学院也上了政治计量学课程（GOV2001，Gary King 也把课程发在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上）。#课程

最后也谈到翻译的问题，ecology 通译为生态，费孝通译为区位，刘试译为江湖；free rider 通译为搭便车，赵鼎新借用了中文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实许多基础术语都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比如 context 可以说背景，却偏要拽文讲语境；literature review 中国大陆多译成文献综述，倒不如台湾的文献回顾，因为许多时候并不做系统性的回顾。#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