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4 日，失望，悲悯，渺茫……怀着复杂的心情，我离开了北京。

这一趟将近一周的北京行，是我给自己放了个假，休息几天，寻觅美食，逛逛展览，探访好友。

在我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午间学术讨论的时候，被门口警卫拦了下来。

「以前查一下身份证，登记不就行了吗？」

「这几天不行，没有正式邀请函，外人一律不准入内，你 7 号以后再来吧。」

「什么原因？」

「这我不方便透露。」

「为了六四？」

「我不方便透露，你自己琢磨吧。」

不想麻烦北大的朋友出来接我，于是我「溜进」了旁边的清华。两位大妈游客想进去参观，被拒之门外。

「请让一下。」

拨开人群，学生模样的我丝毫没有引起警卫的怀疑，让我从拥挤的游客中堂而皇之地进去了。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故技重施依旧好使。进女生公寓，在楼下宿管处登记的时候，宿管阿姨看着我的护照上的照片，狂笑不止，可能是那拍得实在是像个通缉犯。可就是这样的通缉犯般的护照，地铁查身份证的时候，却成了「绿色通行证」，通行无阻。

其实每次来北京，都留给我快乐的回忆，即使是这次。看了三场电影，一场话剧，四场展览，买了三本书（赠出了其中一本），见了几位好友。可是在欢乐之余，我还是无法忘记三十年前，在我脚下的土地上，不计其数（因为官方给不出数字）的知识青年献出了生命，追求民主自由与健康的政治环境。

法国历史学家 Pierre Nora 所著的 Les Lieux de Mémoire，提出了成为社群的象征性遗产的一种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实体，「lieu de memoire」，我们回溯过去，赋予意义，创造联系，再反作用于巩固社群凝聚。举个大家都能立刻想起来的例子，高中历史书在述及法国大革命的那一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幅图片即被攻陷的巴士底狱的油画。多年后，再看到这张画，人们依然能联想起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拼凑出法国大革命的图景。

而对于六四事件来说，最出名的一幅「画」莫过于挡住坦克的人。BBC 在对北京街头采访时，大多数人表示没有见过。但他们的回复支支吾吾，明显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视频最后的老大爷还指出，「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你们能拿到这儿来？」

无论被称作「Tank Man（坦克人）」、「Unknown Protester（无名的抗议者）」，还是「螳臂挡车的歹徒」，这些 invented tradition，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

「如果话语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性话语（savoir）的背后所隐藏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还原』而获取的，使得在历史沿革之中，某些话语消失，而某些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亦即使用话语的、作为主体的人何以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他们的选择？对于现象（比如人的行动），只要它是被规范的和存续的，我们可以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善华所著的《亲历现代中国：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中，受 Michel Foucault 启示的方法论。这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是经历过文革的普通民众。

我还记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第一篇《烧锅炉的老北大》，读着读着，不禁落泪。北大法律系出生的韩大爷，因为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学生会主席，在解放后去登记了自己的身份，埋下祸根。1951 年 3 月 7 号晚上，他被逮捕，「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无从上诉的军事法庭判了他 15 年有期徒刑。1964 年「释放」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农场「就业」。「文革」爆发后，他又被分到黑龙江省龙江县五村四队插队，当了 15 年农民，每年工资 4 毛钱。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主席的宽大指示下」，韩大爷回到北京，在 31 中找到了烧锅炉的工作。

常常谈及政治，很多人噤若寒蝉，风声鹤唳，摇头摆手，莫谈国事。你可以将这些悲剧当成是小人物的悲哀，也可以一头扎进犬儒主义的温柔乡里。可政治却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个人前途命运休戚与共。

普通民众的「社会恒常」使集体事件得以在个体记忆中存续，无论权力所有者如何隐瞒、掩盖，或者编织新的记忆试图覆盖，都难以掘去这深埋着的集体记忆。

在今天的政治与法制环境下，顾及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我只能在 Telegram 这个「法外之地」讨论这一问题。我钦佩「天安门母亲」的勇敢与坚毅，但我也不能帮她们发声。我想，我们能做到的，且至少应该做到的是，不要遗忘，讲述下去，延续这一「被创造的传统」。

（未完）

#呓言 #学者 #著作

Das Weltbürgerrecht soll auf Bedingungen der allgemeinen Hospitalität eingeschränkt sein.

近期美国收紧留学签证政策，英国扩大对持 BN(O) 香港人定居和入籍 等，令人们再次关注个人于国家之间留学、旅行、移民等活动时的自由与限制。

上面的这句话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意即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有访问他国的权利，能够进入任何地方，其自由不被额外限制。康德认为，「公共人权」（öffentliches Menschenrecht）通过不同民族的交织、不同国家公民的自由共同体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法的补充得到体现。在论述这一著作时，往往关注的废除常备军、共和制等国家关系面向，而忽略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人」的权利；关于世界主义的辩论也常聚焦国家作用，忽视作为人类个体的世界公民的需求与利益。至于爱国与世界主义是否冲突，我至少和幸徳秋水（1901）持相同看法。#学者 #著作 #呓语

刚刚上线的新一期菇武门 Podcast，由于间接或直接接触过疑似感染者，加之近期香港抗疫严峻，何韵诗和黄咏诗两人首次视讯通话录制了这期「意识流」节目。开头谈及疫情再度袭来，黄就从其编剧工作经历出发举例，劝诫传染病并不会像戏剧、电影一般有个可期的结局。而在末尾的回应观众，对于「社会运动疲劳」，她也从这一角度开导，「现实不是一套剧本」；也建议通过了解宏大长远历史事件来认识和接受不可控，让我想到自己面对失控时，时常将自己的生命长度放入地质年代中寻找疗愈。#播客 #podcasts

以戏剧作比或许很快联想到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其中生命与舞台难分的关系也是源于莎翁的《皆大欢喜》，而高夫曼也在末尾强调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联性，戏剧的虚构来源真实生活。当然，高夫曼的理论面向于日常互动，黄咏诗谈论的生命历程与之相距甚远，不过我依然觉得「现实其实还是一套剧本」，人们总是在不满无聊的确定结局而寻找新鲜，与对不安于不确定而再建常轨之间徘徊。#学者 #著作

Thomas Piketty 的著作 Capital et Idéologie 《资本与意识形态》，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收到审查删节的要求，但 Piketty 拒绝删除其中对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贫富落差批评的部分。#学者 #著作

So great was the communist disaster that it overshadowed even the damage done by the ideologies of slavery, colonialism, and racialism and obscured the strong ties between those ideologies and the ideologies of ownership and hypercapitalism – no mean feat.

在 2016 和 2020 年，习近平两次提及 Piketty 前作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一书，或用作批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不平等，或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地位。但就如此前提及的习的讲稿中对经典的断章取义，这种做法已是常态。

中信出版社在六月和八月发出从法文版和英文版中删节翻译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在回复《南华早报》时表示版权谈判仍在进行中。或许最终此书也会像斯诺登的《永久记录》一样，由「普通中文读者和翻译员」帮助翻译并共享。这种方式也许是未来各类著作不被删节地进入简体中文世界的出路。#新闻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系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讲座记录 #学者 #著作 #影片

上一条末尾提及周庭的 YouTube 频道，是接着 Savolainen 等人对数字女性主义在社交网络中被以过滤的方式逐渐抹杀的表述产生的一点感想。香港的民主运动、本土运动或者说左翼运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社交媒体的互动秩序过滤掉了敏感性的表达，这种生产性的紧张关系与矛盾隐藏起来，转而成为一种「流行抗争文化」的妥协。

研究中国劳工、抗议和集体行动、公民社会等领域的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Diana Fu，前两年出版的基于其博士论文的论著 Mobilizing Without the Masses: Control and Contention in China 中，提出了一种与书名同名的抗争理论模型 MMM，即「没有群众的动员」。回到周庭的案例，作为个体，她的社交媒体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分享而少有激进思想的表达，获得更为广泛群体的关注，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从而在追求激进主义的同时，规避国家组织机构控制传统集体行动的风险。动员模式或个体行动的取向，在有群众、没有群众之间，何时、如何切换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究。#学者 #著作

去年底一次去摇滚现场前，整理了一个社会学视角下摇滚乐相关的 课程和文献材料，其中第一条就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杨友仁教授的摇滚社会学课程，也关注了他的 academia 页面，其论著与 #课程 大纲多公开于此。#学者 #著作 #论文

最近读了他在 2018 年城大出版的《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一书中的 章节，讨论社会运动与社会学教学的关系，才进一步了解他的本行——都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以及中港台比较研究。他的课程「台-中-港的城市再發展與居住正義」也在YouTube 上公开了 全程教学影像，所涉城市有台北、台中、台南、香港、上海、深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