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观察
#人口 #生育率 #科研 #统计 【图解21地生育新政：最长一年育儿假、三胎产假延半年 | 人们更期待什么生育政策支持？】 #产假 #陪产假 #女性 #就业 截至2021年11月26日，据澎湃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在21个省份或表决通过或仍是修正草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5个省份延长了女性产假，分别是江西、北京、上海、浙江、湖北；有4个省份延长了男性陪产假，分别是江西、安徽、宁夏（尚未通过）、辽宁（尚未通过）。 (图1) 针对部分省份出现“女性产假没增多，男性陪产假变长”的现象，湖南省给出…
#人口 #生育率 #科研 #女性 #就业 #收入 #中等收入 #家庭 #抚养 #托育 #生育惩罚
【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二孩妈妈就业几率下滑】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二孩的妻子就业率比生育一孩的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影响不显著。
报道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的文章——《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文章指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文章提到，在探讨生育成本时，会涉及一个名为“生育的收入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测量发现，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的前提下，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文章例举了各国的已生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减幅。在美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4%-12%；在西班牙，该统计值为6%-14%；在挪威，影响效应降至0.6%-1.4%。在中国，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导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1989年的8%左右攀升至2015年的13%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女性面临生育惩罚的同时，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父职溢价”（Fatherhood Premium）。英国研究数据显示，生育了孩子的男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10%.
为探究“父职溢价”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家庭，以及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
研究发现，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行变量控制后，统计结果表明，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在对丈夫就业几率影响方面，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仅讨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在家庭劳动力收入方面，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同样呈负相关关系。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研究人员解释，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会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文章认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 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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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7 图解21地生育新政：最长一年育儿假、三胎产假延半年 | 人们更期待什么生育政策支持？
【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二孩妈妈就业几率下滑】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二孩的妻子就业率比生育一孩的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影响不显著。
报道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的文章——《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文章指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文章提到，在探讨生育成本时，会涉及一个名为“生育的收入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测量发现，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的前提下，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文章例举了各国的已生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减幅。在美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4%-12%；在西班牙，该统计值为6%-14%；在挪威，影响效应降至0.6%-1.4%。在中国，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导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1989年的8%左右攀升至2015年的13%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女性面临生育惩罚的同时，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父职溢价”（Fatherhood Premium）。英国研究数据显示，生育了孩子的男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10%.
为探究“父职溢价”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家庭，以及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
研究发现，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行变量控制后，统计结果表明，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在对丈夫就业几率影响方面，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仅讨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在家庭劳动力收入方面，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同样呈负相关关系。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研究人员解释，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会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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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青年 #就业 #尼特族
【韩国尼特族占比超两成，经合组织排第三】
韩国雇佣信息院青年政策枢纽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韩国15至29岁不进修、不就业的“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人数月均163.9万人，在青年人群中的占比超过20%，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在意大利、墨西哥之后，位居第三。
各国根据社会经济情况界定尼特族的范围有所不同，经合组织将不就业、不在正规培训机构进修的15至29岁青年界定为尼特族。
根据经合组织标准，去年韩国尼特族在15至29岁人群中占比20.9%。在以相同口径统计的1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尼特族占比高于韩国的只有意大利（23.5%）和墨西哥（22.1%），美国为13.4%、芬兰10.8%、丹麦11.7%、澳大利亚14.2%、西班牙18.5%、法国15%、英国12.4%。
另外，今年前10个月韩国尼特族人数月均158.5万人。其中包括求职人员77.8万人，非求职人员50.7万人，照顾家庭人员15.6万人，入学准备人员9.2万人，患病残疾人员5.3万人。(韩联社)
【韩国尼特族占比超两成，经合组织排第三】
韩国雇佣信息院青年政策枢纽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韩国15至29岁不进修、不就业的“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人数月均163.9万人，在青年人群中的占比超过20%，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在意大利、墨西哥之后，位居第三。
各国根据社会经济情况界定尼特族的范围有所不同，经合组织将不就业、不在正规培训机构进修的15至29岁青年界定为尼特族。
根据经合组织标准，去年韩国尼特族在15至29岁人群中占比20.9%。在以相同口径统计的1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尼特族占比高于韩国的只有意大利（23.5%）和墨西哥（22.1%），美国为13.4%、芬兰10.8%、丹麦11.7%、澳大利亚14.2%、西班牙18.5%、法国15%、英国12.4%。
另外，今年前10个月韩国尼特族人数月均158.5万人。其中包括求职人员77.8万人，非求职人员50.7万人，照顾家庭人员15.6万人，入学准备人员9.2万人，患病残疾人员5.3万人。(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