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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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向收到此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地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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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 #办公软件 #家庭 ???

【用 Slack,Jira 等办公软件来管理家庭】(湾区日报BayArea)
#段子 #教育 #家庭

【哥哥开学妈妈把妹妹也送去了】

神兽比熊孩子这词好,世界各地的家长都在经历煎熬,这次疫情让大家重温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生活,多数人都表示很崩溃。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曾经的家务劳动都在逐步社会化,包括教育孩子。

许多西方父母们表示,他们很享受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机会,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之后才是真心话)他们也感到疲惫、压力和焦虑。担心自己在工作、家庭教育和自身需求之间做不好平衡。 在线接受调查的孩子们则大多表示,在家学习很无聊而且压力比上学还大。(三思逍遥)
#应急药品 #北京 #家庭 #应急物资储备

【北京急救中心发布家庭医疗应急物品指导目录】

(北京晚报)
#索引 #同义词 #hashtag

本频道使用 hashtag 进行索引和归档,同时尽量避免多次使用同义词,如尽量使用“中医药”,而不是“中医”、“中药”,以查询和检索。
因此建立一个索引,方便读者查询。此后会逐步补充,也欢迎使用检索功能的读者提供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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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京津冀

第十条 本市推动京津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区域合作,联合开展应急演练,实行信息共享、应急资源合作、应急物资生产联合保障、重大应急策略和措施联动。

应急物资储备

第二十条 本市建立健全医疗防治、技术储备、物资储备、产能动员为一体的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体系。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和完善储备目录并动态调整;在医疗救治场所和储备单位实施应急物资的实物储备,完善动态轮转机制;引导单位和家庭日常储备适量应急物资。

第四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职责,重点做好下列工作:
(三)商务、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调配供应,完善生活必需品监测网络,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

舆情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报告有关情况可以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部门电话、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途径。

第四十三条
(十一)新闻宣传、网信部门负责收集、分析和引导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强化网络宣传,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持续发布权威信息;

中医药

第三十三条 本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支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预防救治作用,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完善中西医协同救治机制;组织制定中医药防治方案,指导医疗卫生机构、中药企业为重点岗位、重点人群提供中药预防方等服务。

弱势群体

第三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规范监管场所、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救助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场所的应对措施;对老、幼、病、残、孕产、孤寡、精神障碍患者等群体以及流浪乞讨人员、滞留人员等群体给予应急救助。

人员动员与信用体系

第五十四条 ...本市各级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应当按照统一部署,组织职工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第五十五条 本市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信用体系,在应急物资采购、场所储备、志愿捐赠、信息报告、配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措施等方面建立信用制度,将各类主体信用记录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北京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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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韩国 #家庭 #父母 #冠姓权 #抚养

【韩国准备废除子女优先随父姓原则,单身、同居等纳入家庭类型】

韩国女性家族部制定《第4次健康家庭基本计划(2021~2025)》草案,在该草案中,韩政府拟废除子女应优先随父姓的原则,并且将不婚的单身家庭以及非婚同居都纳入新的家庭类型。不仅如此,韩政府还将考虑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子女拥有要求父母抚养的权利。
...
与此同时,韩女性家族部还计划扩展“家庭”的定义范围。根据韩国现行《民法》第779条和《健康家庭基本法》第3条规定,“家庭”是指“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基础上构成的关系”单位。女性家族部计划修改这些法律并扩展“家庭”的定义,以保障婚姻制度未能涵盖的多种家庭形态。也就是说,除了由婚姻、血缘、领养结成的家庭之外,还将把基于亲密关系和照料关系的家庭结构也认可为家庭单位。
...
当然,韩女性家族部拟定的这些计划无法立即付诸实施。因为这些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掌管的法律修订问题息息相关。女性家族部计划今后继续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韩国中央日报)
Forwarded from 剧终新闻 (剧终)
#人间百态 #墨茶 #糖尿病 #父母 #肿瘤 #家庭

【还原“墨茶”:一个虚拟主播是如何被真实生活“杀死”的】

205室的年轻人

墨茶本名叫陈淞阳,今年23岁。根据街坊们凭借仅存的回忆拼凑出墨茶的形象:看着像三十多岁;身高直逼一米八,戴一副有框眼镜,大概有两百斤。那是“不正常的、病态的胖”

偶尔,墨茶会光顾羊肉馆,点15元的大份羊肉粉,每次都把汤喝到一滴不剩。林婆婆注意到,墨茶老穿着同一件单薄的灰色衣服。她猜想他生活困顿,每次他来,都往碗里多添些粉,多加几块羊肉。

在当地的民间习俗中,如果逝者不是在自己家中去世,那么要在住处做一场法事,墨茶去世后,周婆婆等了好几天,也没见他家人上门做法事,她着急又难过,自己掏钱请了道士。做完法事后,周婆婆雇人把房间里的床和桌椅搬了出去,墙壁重新粉刷,给屋门上了新锁,婉拒了所有想租的租户。
....

拼凑的电脑、生活和友谊.

墨茶说,自己在成都当装卸工,每个月工资八百,要交五百元房租。他经常断顿,有时将泡面掰开分几次吃,曾上山采过野草和野菜,还会捡东西吃。

回到老家后,群员建议他做vtuber虚拟主播,并将淘汰下来的旧电脑配件寄给墨茶。最终凑成一台电脑。并为墨茶设计了虚拟形象。墨茶的视频剪辑很棒,但题材冷门并且不愿意去做自己不太喜欢的题材。因此做视频基本没有收入。墨茶还是得四处打工。
....

是“清羽”还是“墨茶”
....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

“世界上有这么多草莓”

陈霞说她再也不会吃草莓了。路过卖草莓的水果摊,她也心痛得很,“世界上有这么多草莓,而我儿到最后也没吃上一口。”
....

互联网的墓碑

此前界面新闻报道称,“墨茶一度误入歧途,曾因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陈霞和杨明忠都向全现在表示,没听过这档事。“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不会做违法的事”。(全现在 @微博

内详👇👇👇
#社保 #医保 #门诊 #支付比例 #医保基金 #退休 #家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三)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普通门诊统筹覆盖职工医保全体参保人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起步,随着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待遇支付可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

根据医保基金承受能力,逐步扩大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将部分治疗周期长、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疾病门诊费用纳入共济保障,对部分适合在门诊开展、比住院更经济方便的特殊治疗,可参照住院待遇进行管理。...

(四)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科学合理确定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和计入水平,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计入标准原则上控制在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原则上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根据本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个人账户的具体划入比例或标准,由省级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以上原则,指导统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研究确定。...

(五)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探索个人账户用于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健全完善个人账户使用管理办法,做好收支信息统计。

内详👉(中国政府网)
#论文 #科研 #休假 #调休 #摘要 #育儿压力 #家庭 #职业 #黄金周

【居民休假制度满意度和期望休假安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摘要:本文依据国家休假制度改革项目调查数据,对居民休假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休假安排显著影响休假制度满意度,个人和家庭情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还发现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中工作的居民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根据分层有序多分类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得出居民期望休假安排,即实行"做四休三",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基础上,取消"黄金周"制度,适当延长春节假期,增加元宵节、七夕节假期。此方案可为国家休假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知网)

调查结论:

休假天数越多,满意度就越高。
46. 20%的人对调休制度不满意。
18. 64%的群体希望每周能保证休息两天。
对“做四休三”期盼高。超过75%的群体希望能休息三天。

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越久,可以享受到的年假就越长,满意度就越高。
我国带薪休假天数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72. 08%的就业者期望每年带薪休假天数大于10天。

对休假制度的满意度,男性>女性,而且差距不小。原因可能是育儿压力。
居民成家之后,对休假制度就会变得不满意。原因依然可能是育儿压力。

工作性质会显著影响休假制度满意度。
对休假制度的满意度,非私营单位员工>私营单位员工。
第三产业的劳动者(非农,非工)比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工农)更热衷于休假。
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热衷于休假。
IT业对现行休假制度不满意的比例为31. 45%,而金融业仅有13. 20%。

群众最想增设的休假节日是元宵节,第二是七夕节。(摘要:游识猷)
#日本 #未成年 #自杀 #抑郁 #疫情 #次生灾害 #学校 #家庭 #抚养

【日本儿童自杀人数创40年新高 疫情或加剧青少年精神危机】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多地青少年精神危机凸显:多份报告显示,长时期的社会隔离会对全球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日本中小学2020年自杀人数创40余年新高,多国受调研的青少年在疫情期间负面情绪显著增加。

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资料称,日本全国中小学生2020年自杀人数达415人,是1974年有记录来的新高。数据显示,小学自杀7人,初中103人,高中305人,较2019年增加近100人。

近年来,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在下降,但青少年自杀的数量一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加,并在2020年急剧飙升。据NHK消息,学生自杀原因通常与家庭不和、精神障碍、前途问题和父母斥责等有关;但上学年报告的半数以上自杀事件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
...
日本国家儿童健康和发展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发现,在2020年11月和12月受调查的715名儿童中,15%的四至六年级小学生、24%的初中生和30%的高中生,都出现了中度或严重的抑郁症症状。调查还显示,所有受访者中有24%的人有过自杀的念头,而六分之一的儿童说他们曾自我伤害,包括打自己或拔掉自己的头发。

人们越来越担心,正常生活的中断使许多儿童身处更艰难的环境中。总部设在东京的非营利组织3keysc创始人森山多惠(Moriyama Takae)曾向NHK表示,在去年4月、5月左右,当学校关闭时,该网站收到许多家庭问题的帖子,包括家庭暴力等。她说:“有一定数量的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而这些家庭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地方。”

疫情冲击的影响不仅发生在日本。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20年9月对46个国家13000多名儿童调查发现,83%的儿童报告因为疫情,他们的负面情绪有所增加。当学校关闭17—19周时,绝大多数儿童(96%)对负面情绪的报告快速上升。
...
因社会支持和干预薄弱,全球儿童自杀率都令人担忧。据《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每年全球有近4.6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是10—19岁青少年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其中对于15-19岁女孩而言,自杀成为第三大死亡原因。据估算,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其中,中东、北非、北美和西欧地区诊断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最高。
...(财新网)
#家庭教育促进法 #家庭教育法 #教育 #父母 #家庭 #抚养 #网课 #校外培训 #训诫 #家暴 #未成年 #双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鼓励和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二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二十五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统筹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开通服务热线,提供线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五十三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中新社
#未成年 #自杀 #统计 #家庭 #教育 #父母 #学业

【180427 调查:中小学生自杀首因是家庭矛盾】

25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指出,中小学生自杀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

蓝皮书披露了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开展的“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研究”调查,其统计了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共392例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的信息,其中明确标注为中小学生的信息为267例。分析这些案例,蓝皮书指出,在年龄年级分布上,中学生的自杀状况比小学生更为严峻。

在显示有年龄的信息中,13-17岁五个年龄的死亡及未遂案例之和是8-12岁五个年龄案例之和的4.7倍,在性别分布上,男性中小学生死亡及未遂案例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自杀死亡的案例报告中,男性中小学生案例数量约为女性案例数量的1.6倍。

在时间段分布上,自杀及未遂的发生情况形成明显的波峰与波谷,开学季前后居多,寒暑假期间数量相对少。

归纳中小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家庭矛盾(72例,33%)、学业压力(55例,26%)、师生矛盾(35例,16%)、心理问题(21例,10%)、情感纠纷(11例,5%)、校园欺凌(9例,4%)、其他问题(12例,6%)。

当分析家庭矛盾的原因时,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的冲突根源仍是学业压力,师生矛盾案例亦有类似情况。若考虑间接作用,学业压力可能才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

另外,手机成为中小学生自杀案例的特殊存在,调查中因手机引发的自杀案例涉及比例超过10%,反映出信息化时代中小学生对智能手机的深度心理依赖。精神抑郁、异性关系、朋辈关系问题也是中学生发生自杀行为的诱发因素。(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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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生育率 #科研 #女性 #就业 #收入 #中等收入 #家庭 #抚养 #托育 #生育惩罚

【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二孩妈妈就业几率下滑】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二孩的妻子就业率比生育一孩的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影响不显著。

报道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的文章——《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文章指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文章提到,在探讨生育成本时,会涉及一个名为“生育的收入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测量发现,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的前提下,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文章例举了各国的已生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减幅。在美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4%-12%;在西班牙,该统计值为6%-14%;在挪威,影响效应降至0.6%-1.4%。在中国,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导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1989年的8%左右攀升至2015年的13%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女性面临生育惩罚的同时,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父职溢价”(Fatherhood Premium)。英国研究数据显示,生育了孩子的男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10%.

为探究“父职溢价”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家庭,以及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

研究发现,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行变量控制后,统计结果表明,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在对丈夫就业几率影响方面,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仅讨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在家庭劳动力收入方面,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同样呈负相关关系。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研究人员解释,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会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文章认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 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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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家庭 #家庭户 #单身

【日本经济新闻:一人家庭将成世界标配?】

护士小余(38岁)从3年前开始一个人住在父母在上海购买的两室一厅内。她可以为自己的宠物猫购买高档猫粮,在网上支持喜欢的偶像。由于不需要高额的居住支出,1.3万元的月收入大部分都能花在自己身上。

“感觉不到结婚的必要性。顺其自然,一个人充实的人生也很快乐”。

因为不想负担成家后带来的经济负担,越来越多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选择单身。在老家的父母一代,也有很多人独自生活或老夫妇一起生活,被称为“空巢老人”。预计中国的独居成人2021年将比2018年增加3成,增至1亿人。传统的大家庭正在解体。

“单身人士”的增加是全球趋势。欧睿国际的统计显示,全球的单身家庭数量自2018年至2030年将增加3成左右。此前大家庭较多的亚洲到2040年将有五分之一人口成为单身者。欧美主要国家的单身家庭比率已达到3~4成。在芬兰,单身家庭是夫妻和孩子组成的小家族的2倍,已成为最标准的家庭。

单身家庭的增加将同时加剧非婚化和少子化,加快人口减少。在护理和福利方面,家人的扶助变得困难,孤独导致身心负担加重,公共支援也会随之增加。家庭解体将明显改变经济和社会构成单位,世界已开始面对这种变化。(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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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统计 #家庭 #家庭户 #单身 #一代户

【中国“一人户”数量超1.25亿,占比超四分之一

中新财经记者查询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发现,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从结构看,我国当前的一人户家庭户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老年单人家庭,即老年人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家庭,另一部分就是年轻人单人家庭。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有2.64亿人。2015年的相关调查已经显示,当时空巢老年人(老年夫妇户)和独居老人在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50%。(中新社)

【全国一代户家庭超2.4亿:黑龙江一代户比例最高,四川四代同堂最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家庭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一代户占比逐渐上升。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家庭户中,“一代户”的总量超过了2.4亿户,比重已经达到49.5%。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包括了独居的成年子女、已婚未育的年轻夫妻、空巢老人等情况。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共有13个省份的一代户占比超过50%,其中黑龙江位居第一。相比之下,南方省份的海南、云南、江西、广西等地的一代户比重较低。同时,不少南方省份的三代户、四代同堂的占比较高。

从一代户占家庭户的比重来看,有13个省份的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50%,其中,黑龙江、上海、浙江、北京、辽宁、内蒙古和吉林均超过了55%,从区域分布上看,这些省份主要位于东北、华北、长三角地区。其中,黑龙江以59.65%位居第一。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从文化角度来说,东北地区本身就是个移民区域,没有什么宗族观念,聚族而居的很少。其次,东北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早,城市化程度高。城市家庭一般都倾向于小家庭,子女长大后结婚一般都另外买房单独居住。第三,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比如,成年子女外流或者老年人到南方养老,这些因素也会带来家庭的小型化。

无论是三代户还是四代户,南方省份的占比显然要更高一些。数据显示,我国四代户数据达到了254万户,占家庭户总数量的0.51%。分省份来看,有三个省份的四代户户数超过了20万,分别是四川、河南和江苏。广东和云南位居四、五位。(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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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 睡前消息文稿:397期 解决丰县拐卖事件,你能付多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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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这起拐卖虐待事件,代表了两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负面遗产,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时代;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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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问题,不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落后遗产的突出暴露。

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穷困,穷困不仅仅意味着底层日子不好过,还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在城市之外严格落实法律,只能默许乡村社区实行事实上的自治。...父母因为一点彩礼卖了女儿,抱着甩包袱的心态,把带有残疾的子女送人,这都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几乎不可能在工业化之前杜绝。

到了解放后,中国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起步慢,底子差,21世纪之前,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底色。丰县拐卖事件代表的人口贸易和家庭暴力,可以看做传统农业社会负面文化的最后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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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当时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严格受控的。...所以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买卖婚姻和换亲,很少影响到城市人口,所以人口贸易当时不是问题。

80年代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背景。首先,人民公社解体,放开了人口流动自由,农民攒点钱可以很容易在更落后的地区买妇女儿童。其次,市场经济逐步繁荣,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现金交易进行再分配。农民在生活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勒紧腰带能拿出来的现金更多,所以贩卖人口有利润。另外,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工业化导致农村女性自发向城市流动,在农村留下一大批单身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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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公布个条款就能自动落实,必须全社会拿出足够的执法成本,同时给大多数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条件,法律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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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拐卖人口问题逐渐消失,也不是因为中国颁布了新的法律,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导致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更深地嵌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周围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太容易被拐卖。同时,工业化给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技术,政府可以通过二代身份证、摄像头和更多的辅警来控制人口流动,所以人口贸易规模快速收缩。

但是,在摄像头之外,在那些生产生活比较孤立的地点,人口贸易和奴隶制问题还会频繁出现,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儿童。比如说前些年常说的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工厂,最近十几年还很常见的渔船奴隶问题,都证明了法律要靠社会条件来落实。...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要继续推行工业化,把所有劳动力都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要主动承认建立秩序需要投入成本;在司法方面,要承认绝对隐私和绝对安全不能共存,允许在数据保密的前提下,降低政府监督个人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消除和人口贸易有关的悲剧。

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社会背景和执法成本的问题,坚持要对丰县事件搞道德批判,认为只要在农村,在基层政府抓出坏人,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安抚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这一类自媒体内容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就是道德是一个动态概念,而且现在很多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之前几千年负面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只搞道德批判,只迎合普通人眼中的正面伦理道德,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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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亲情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足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丰县这位女性有8个孩子,还是要等视频上网才有人关心她的生活。而这八个子女自身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更值得担心。如果我们不喜欢类似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首先就要讨论政府权力如何监督家庭生活。

更何况丰县这件事,很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人员监督,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治疗。...如果社会舆论普遍认为20岁残疾女孩和55岁男人重组家庭不对,就应该赞同国家增加税收,建设一批福利院,雇佣护士,给所有残疾人一个体面的生活。...要照顾这上千万人口,起码要有几百万护士和护工,编制差不多等于军队和警察之和,在中国的国力有能力支撑这种福利之前,67岁的父亲,把残疾女儿托付给别人,还不收一分钱彩礼,应该被认为是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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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希望丰县的这位女性被铁链拴起来,首先就要讨论,全社会增加的这部分开支从哪里出钱,向谁加税。就算精神病患者得到了政府救助,能入院治疗,在中国当前尊重家庭权力的规则下,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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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现实,我希望观众在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改革,不要只对现实说不,而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方案,变成有目标,有成本核算的计划。否则,生了八个孩子的精神病患者这次得救了,但也很快会像德州方洋洋案件那样被淡忘,更多的弱者还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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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我认为丰县事件后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当然还是对历史上的负面问题做一个全面善后。以超出人口普查的力度,做全民DNA普查,查清每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是否有非自愿的迁徙行为,只要本人提出要求,就追究责任。如果民事赔偿不够,由政府出钱补足一个底线。如果因此出现了家庭破裂,未成年人养育问题,或者下一代基因缺陷问题,政府要有社会化抚养来收容。让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国对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有什么底线安排。

第二件是对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残疾人有妥善安置。前面说了,把精神病人交给家庭,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都不靠谱。如果中国没有决心一次性安置几百万精神病人,就不可能消灭他们的亲属安排的非正式婚姻。

第三件事是利用技术手段,预防人口贸易,避免奴隶制劳动,避免家庭暴力,我在180期节目提到过具体方案。那一期我分析了藏族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的问题,当时我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只是我们不能允许政府随意使用隐私数据,必须用技术和制度安排,由人大代表或者独立的公民代表来监控数据的使用。

这三个变革,无一例外都要花钱,要占用劳动力,还要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天底下没有凭空能做成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想看新闻的时候义愤填膺,过几个月淡忘之后再循环一遍,最好认真考虑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保护弱者,也提高自己的安全水平。

当然,只谈花钱,不谈赚钱,不是睡前消息的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被拐卖人口多到影响经济,而且典型家庭生了八个孩子,这说明也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生活有待改善。如果政府不干预,依然是每年发几百块钱就放任成长,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社会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依然是全社会的负资产。但如果政府通过家庭普查,剥夺所有不称职家长的抚养权,认真花一笔钱给这些孩子正常成长环境,必然可以在人口下降的年代新增一大批称职劳动力。社会主义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丰县这个案例虽然很残酷,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案例,向我们证明,如果不担心阶级下降,不担心生育影响妇女福利,生育率可以被刺激到很高。

我们不可能回到阶级固化,歧视妇女的年代,但可以从正向手段接近这两种状态。比如说,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可以消灭父母给孩子拼起跑线的压力;取消企业给怀孕妇女发放福利的义务,由国家统一发放生育工资和补贴,可以缓解生育对妇女的影响。2022年中国人口注定要下降,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刺激生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成长质量,如果还是坚持以家庭为单位来保障公民福利,恐怕以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去哪找自己的福利。
...内详👉(睡前消息)
#青年 #网民 #统计 #调查 #抽样 #微博 (接上)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摘要·下)】

#恋爱 #婚姻 #家庭 #生育 #原生家庭 #财产 #房地产 #传统文化

愿意恋爱者与愿意结婚者之间的比例差异悬殊,青年群体的婚恋心态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趋势:渴望美好爱情,但怯于走入婚姻。数据显示,不愿意恋爱的个体占比极低,比例仅为1.56%,另有4%的青年在恋爱问题持有犹豫不决的混合态度。12.6%的青年表达过对婚姻的积极意愿,只有2.7%的青年明确表示不愿意结婚,2.2%的青年表现出了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的混合态度,还有82.5%的青年未表达过相关观点。

研究认为,这一代青年网民成长于“家庭主义”衰落,“个体主义”崛起的时代。他们结婚成家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经济生产或繁育后代等传统家庭职能,而是发自他们的个人需求,特别是对亲密关系、美好情感的需求。在所有不愿意结婚的理由中,被提及最多的前六名中有一半都涉及对亲密关系的要求包括“原生家庭不和谐” “家庭暴力伤害”“对异性/亲密关系失望”。其次,婚姻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可能损失也使得部分青年群体望而却步。高居不下的房价和“结婚必买房”的传统观念合流,给青年群体带来了经济压力,使“买不起房”“个人财产无法保障”成为排名靠前的不婚理由。最后,90与00一代的青年对婚姻本身的看法已“时过境迁”,他们相信婚姻并非普遍的人生经验,而属于个体化的选择。因此越是被长辈催婚、催相亲,越是被传统的家庭、孝道观念施压,青年越会表现出对婚姻的负面态度。传统家庭职能中的经济和抚育后代功能不再被青年重视,他们对亲密关系有明确的个人需求,只会因爱结婚,也会因为买不起房、没有个人时间等现实压力而难以步入婚姻大门。

从历时分析的角度来看,近年间青年群体中不婚、晚婚的情势逐渐抬头。研究分时段比较了在2010-2016年以及2017-2021年两个时段的青年的结婚意愿动向。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拒绝婚姻的态度的确在青年群体中声势渐长,不愿意结婚的青年比例从五年前的0.6%上升至近五年的2.5%相应地,愿意结婚的青年比例出现了从8.34%到5.84%的明显下降,在两种观点之间左右摇摆的青年比例也从0.64%略上升至1.27%。

数据显示,青年女性结婚意愿显著低于青年男性,但恋爱意愿更强。相比其他地区青年,中部地区青年愿意结婚的比例最高。相对00后来说,90后对婚姻的态度更积极正面,不愿意结婚和犹豫不决的混合态度比例更低。

#生育 #二胎 #教育 #个人权利 #个体价值

青年网民群体生育意愿整体消极,
持消极生育意愿的人数是持积极生育意愿的人数的四倍左右。在所有样本青年中,仅有7.6%的青年网民群体对生育议题持积极态度并表达出生养小孩的意愿;高达29.4%的青年网民群体对生育持显著的规避和抵制态度,明确表达未来不想生养小孩。在二胎的问题上,青年群体对是否生育二胎的消极态度要比对于是否生育小孩的消极态度更为强烈,仅有0.4%的青年网民群体对生育二胎持积极态度;相比而言,高达40.4%的青年网民群体对生育二胎持显著的规避和抵制态度,远远超过支持生育二胎的青年。

数据结果显示,“繁衍并非人生的重要意义”、“生育加剧家庭分工不平等”、“健康损伤等身体代价”、“养育孩子会影响自我实现”是青年网民群体在反对生育时提及频率最高的几项理由;相比而言,对经济成本和教育责任的顾虑并非青年网民群体回避生育的最为核心的原因。对生育的核心功能的消解、对女性权利的强调以及个人权利与个体价值的意识提升构成了消极生育观的三大主要基调。

不想生养小孩的青年比例从五年前的17.2%上升为近五年的24.1%;与此同时,明确表示愿意生养小孩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五年前的2.8%上升为近五年的7.8%。

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持更低生育意愿。愿意生育的女性占女性样本的11.7%,而愿意生育的男性仅占男性样本的8.9%;相应地,不愿生育女性仅占女性样本的37.4%,而不愿生育的男性占男性样本的57.3%。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接受过985精英高校教育的青年中愿意生育的仅占5.9%,这一比例在所有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是最低的。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青年,东北地区青年网民的生育意愿相对最为积极具有更多比例的“愿意生育”青年和更少比例的“不愿生育”青年。“00后”比“90后”生育意愿更低。“90后”青年网民群体中愿意生育的占17.9%,而“00后” 青年网民群体中愿意生育的仅占8.4%;“90后”青年网民群体中不愿生育的占37.2%,而“00后”青年网民群体中不愿生育的比例更高,为44.7%。

#圈层 #亚文化 #偶像 #粉圈 #日韩 #限韩令

一方面,圈层关注或多或少满足了部分青年网民的精神需求,是部分青年网民暂时跳脱现实压力、寻求精神寄托的渠道;另一方面,青年网民的精神需求是多元的,大部分青年网民没有固定圈层,而是“多圈流连”,处在相对理性的流动关注状态中。83.74%的青年网民曾经有过与圈层关注相关的表达并持正面态度。

近年来圈层类型愈发多样,内地娱乐圈取代日韩娱乐圈成为青年网民新宠,圈层文化从传统娱乐圈延伸到“体育圈”。2017年前,年轻人提及日韩泰圈层的微博数量占比高达66.79%,而同期提及内地娱乐圈圈层的微博数量占比为32.45%。到了2017年之后,年轻人提及内地圈层的微博数量占比升至65.22%,而提及日韩泰圈层的微博数量占比降至34.09%。

对圈层态度更积极的青年网民恋爱意愿度更低。对圈层文化持正面态度的青年群体具有更为消极的婚恋态度:在不愿意恋爱的青年群体中,对圈层文化持正面态度的比例达到87.3%;而在愿意恋爱的青年群体中,对圈层文化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为79.6%。这可能体现出圈层给部分青年网民带来了精神满足,而降低了恋爱需求。(复旦发展研究院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