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观察
#央行 #统计 #城镇 #摘要 part2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
Forwarded from 剧终新闻 (剧终)
#新冠 #贫富差距 #收入 #调研 #社交距离 #口罩 #远程办公
【研究发现越富有越有可能在早期保持社交距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在《人口经济学》（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影响因子1.41）期刊上发表论文，论文显示：一个人收入越高，越可能在美国新冠疫情的早期保护自己。
从采取措施扩大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为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强关联性。相比收入只有1.3万美元的人，年收入23万美元的人增加此类自我保护行为的可能性高54%。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更精确的预测传染病会如何传播。
研究人员在2020年4月对德州、佛罗里达州、加州和纽约等地的1000人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以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如何应对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调查数据还包括了收入、性别和种族。
为了安全几乎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收入最高的人改变最多。收入最高的人改变行为的可能性高13%，扩大社交距离的可能性高32%，洗手和佩戴口罩的可能性高30%。
一个原因是高收入的人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要容易得多。他们更可能在家远程办公而不会失去工作。相比继续现有工作模式的人，远程办公的人扩大社交距离的可能性高24%。（solidot）（releases）
【研究发现越富有越有可能在早期保持社交距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在《人口经济学》（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影响因子1.41）期刊上发表论文，论文显示：一个人收入越高，越可能在美国新冠疫情的早期保护自己。
从采取措施扩大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为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强关联性。相比收入只有1.3万美元的人，年收入23万美元的人增加此类自我保护行为的可能性高54%。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更精确的预测传染病会如何传播。
研究人员在2020年4月对德州、佛罗里达州、加州和纽约等地的1000人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以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如何应对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调查数据还包括了收入、性别和种族。
为了安全几乎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收入最高的人改变最多。收入最高的人改变行为的可能性高13%，扩大社交距离的可能性高32%，洗手和佩戴口罩的可能性高30%。
一个原因是高收入的人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要容易得多。他们更可能在家远程办公而不会失去工作。相比继续现有工作模式的人，远程办公的人扩大社交距离的可能性高24%。（solidot）（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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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网民 #支付 #学历 #收入 #城乡差异 #老人 #APP
【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占网民整体的31.3%。城镇网民规模达6.80亿，占网民整体的68.7%。
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
按学历划分，初中占比40.3%；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占比20.6%；小学及以下占比19.3%；大学专科占比10.5%；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9.3%。
按收入划分，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为327%;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93%;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53%
中国非网民规模为4.16亿，从地区来看以农村地区占比为62.7%。从年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比46.0%。（带来的生活不便 图2）（不上网原因 图3）（上网促进因素 图4）
中国上架应用商店的App数量为345万款，较2019年减少22万款。其中游戏类App数量达88.7万款，占全部App数量的比例为25.7%。日常工具类50.3万占比14.6%、电子商务类34.0万占比9.9%和生活服务类31.0万占比9.0%。
内详👉（中国网信网）
【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占网民整体的31.3%。城镇网民规模达6.80亿，占网民整体的68.7%。
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
按学历划分，初中占比40.3%；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占比20.6%；小学及以下占比19.3%；大学专科占比10.5%；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9.3%。
按收入划分，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为327%;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93%;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53%
中国非网民规模为4.16亿，从地区来看以农村地区占比为62.7%。从年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比46.0%。（带来的生活不便 图2）（不上网原因 图3）（上网促进因素 图4）
中国上架应用商店的App数量为345万款，较2019年减少22万款。其中游戏类App数量达88.7万款，占全部App数量的比例为25.7%。日常工具类50.3万占比14.6%、电子商务类34.0万占比9.9%和生活服务类31.0万占比9.0%。
内详👉（中国网信网）
#韩国 🇰🇷 #老人 #老龄化 #统计 #健康 #收入 #抑郁症 #医疗
【韩逾半数65~69岁老人仍在工作，近八成老人不与子女同住】
韩国保健福祉部6月7日发布针对老年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健康、功能状态，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进行调查得出的2020年老年人实况调查结果。该调查每三年实施一次，这次在去年3月至11月面向全韩国969个分区(调查单位)的1.0097万名65岁以上老人实施，首次体现了1955年生的婴儿潮一代(1955年~1963年出生)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老年人的个人所得持续上升，12年来翻了一倍，从2008年的700万韩元上升到2017年的1176万韩元，去年进一步上升到1558万韩元，其中劳动与经营所得和私人养老年金所得大增。老年人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的影响，65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从2008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30.9%，去年进一步上升到36.9%。
刚加入老年人队伍的65~69岁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在2008年为39.9%，2017年为42.2%，去年达到55.1%，大幅上升。尤其是，大部分65~69岁人口并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他们中的74.1%认为“70岁以上才能算作老年人”。
未与子女一起居住的独居或夫妻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66.8%上升到去年的78.2%，而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则从2008年的27.6%下降到去年的20.1%。
半数老年人自认为健康状态良好，这一比例从2008年的24.4%上升到2017年的37%，去年为49.3%；表现出抑郁的老年人比例从2008年的30.8%下降到2017年的21.1%，去年为13.5%，持续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对个人健康状况的认识和经济情况好转，现在约半数老年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49.6%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生活非常满意或满意。
大部分老年人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能够善终，不给家人和朋友增加负担(90.6%)，85.6%的老年人反对进行无意义的续命治疗。
(韩国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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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65~69岁“年轻老人”经济活动参与率达55%】- 韩民族日报中文网
【韩逾半数65~69岁老人仍在工作，近八成老人不与子女同住】
韩国保健福祉部6月7日发布针对老年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健康、功能状态，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进行调查得出的2020年老年人实况调查结果。该调查每三年实施一次，这次在去年3月至11月面向全韩国969个分区(调查单位)的1.0097万名65岁以上老人实施，首次体现了1955年生的婴儿潮一代(1955年~1963年出生)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老年人的个人所得持续上升，12年来翻了一倍，从2008年的700万韩元上升到2017年的1176万韩元，去年进一步上升到1558万韩元，其中劳动与经营所得和私人养老年金所得大增。老年人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的影响，65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从2008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30.9%，去年进一步上升到36.9%。
刚加入老年人队伍的65~69岁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在2008年为39.9%，2017年为42.2%，去年达到55.1%，大幅上升。尤其是，大部分65~69岁人口并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他们中的74.1%认为“70岁以上才能算作老年人”。
未与子女一起居住的独居或夫妻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66.8%上升到去年的78.2%，而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则从2008年的27.6%下降到去年的20.1%。
半数老年人自认为健康状态良好，这一比例从2008年的24.4%上升到2017年的37%，去年为49.3%；表现出抑郁的老年人比例从2008年的30.8%下降到2017年的21.1%，去年为13.5%，持续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对个人健康状况的认识和经济情况好转，现在约半数老年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49.6%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生活非常满意或满意。
大部分老年人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后能够善终，不给家人和朋友增加负担(90.6%)，85.6%的老年人反对进行无意义的续命治疗。
(韩国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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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观察
#人口 #生育率 #科研 #统计 【图解21地生育新政：最长一年育儿假、三胎产假延半年 | 人们更期待什么生育政策支持？】 #产假 #陪产假 #女性 #就业 截至2021年11月26日，据澎湃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在21个省份或表决通过或仍是修正草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5个省份延长了女性产假，分别是江西、北京、上海、浙江、湖北；有4个省份延长了男性陪产假，分别是江西、安徽、宁夏（尚未通过）、辽宁（尚未通过）。 (图1) 针对部分省份出现“女性产假没增多，男性陪产假变长”的现象，湖南省给出…
#人口 #生育率 #科研 #女性 #就业 #收入 #中等收入 #家庭 #抚养 #托育 #生育惩罚
【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二孩妈妈就业几率下滑】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二孩的妻子就业率比生育一孩的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影响不显著。
报道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的文章——《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文章指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文章提到，在探讨生育成本时，会涉及一个名为“生育的收入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测量发现，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的前提下，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文章例举了各国的已生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减幅。在美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4%-12%；在西班牙，该统计值为6%-14%；在挪威，影响效应降至0.6%-1.4%。在中国，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导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1989年的8%左右攀升至2015年的13%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女性面临生育惩罚的同时，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父职溢价”（Fatherhood Premium）。英国研究数据显示，生育了孩子的男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10%.
为探究“父职溢价”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家庭，以及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
研究发现，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行变量控制后，统计结果表明，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在对丈夫就业几率影响方面，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仅讨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在家庭劳动力收入方面，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同样呈负相关关系。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研究人员解释，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会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文章认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 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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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7 图解21地生育新政：最长一年育儿假、三胎产假延半年 | 人们更期待什么生育政策支持？
【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二孩妈妈就业几率下滑】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二孩的妻子就业率比生育一孩的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影响不显著。
报道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的文章——《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文章指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文章提到，在探讨生育成本时，会涉及一个名为“生育的收入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测量发现，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的前提下，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文章例举了各国的已生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减幅。在美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4%-12%；在西班牙，该统计值为6%-14%；在挪威，影响效应降至0.6%-1.4%。在中国，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导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1989年的8%左右攀升至2015年的13%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在女性面临生育惩罚的同时，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父职溢价”（Fatherhood Premium）。英国研究数据显示，生育了孩子的男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10%.
为探究“父职溢价”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家庭，以及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
研究发现，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进行变量控制后，统计结果表明，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在对丈夫就业几率影响方面，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仅讨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在家庭劳动力收入方面，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同样呈负相关关系。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研究人员解释，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会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文章认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 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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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人口 #房地产 #统计 #收入 #贷款
【韩国六成中壮年名下无房】
韩国统计厅21日发布的“2020年中壮年行政统计”资料显示，每10名中壮年（40至64周岁）中有6人名下没有房产。
截至去年11月1日，中壮年人口为2008.6万人，同比增加10.7万人，占总人口的40.1%。该年龄段的就业人员为1304.1万人，占64.9%。
去年有收入的中壮年占76.4%，平均收入同比增加3.8%，为3692万韩元。45～49岁人群的平均收入最高，为4044万韩元。从去年新增就业人员的工资来看，100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48元～1.06万元）占43.3%，其后依次为200万～300万韩元（28.2%）、不足100万韩元（11.9%）。
中壮年中拥有房产者占43.1%，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年龄越大，有住房者比重越高。40～44岁中有住房者占39.3%，45～49岁为42.6%，50～54岁为43.7%，55～59岁为44.6%。
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为56.5%，贷款余额中间额为5200万韩元，同比增加7.1%。有房者的贷款余额中间额为9840万韩元，接近1亿韩元，比无房者的贷款余额中间额（2780万韩元）多出2.5倍。这反映出拥有房产的大多数人员可能贷款买房。
中壮年家庭共1323.6万户，占家庭总数的63.2%。其中二人家庭最多，占27.7%。从住房形态来看，公寓最多，占56.7%。(韩联社)
【韩国六成中壮年名下无房】
韩国统计厅21日发布的“2020年中壮年行政统计”资料显示，每10名中壮年（40至64周岁）中有6人名下没有房产。
截至去年11月1日，中壮年人口为2008.6万人，同比增加10.7万人，占总人口的40.1%。该年龄段的就业人员为1304.1万人，占64.9%。
去年有收入的中壮年占76.4%，平均收入同比增加3.8%，为3692万韩元。45～49岁人群的平均收入最高，为4044万韩元。从去年新增就业人员的工资来看，100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48元～1.06万元）占43.3%，其后依次为200万～300万韩元（28.2%）、不足100万韩元（11.9%）。
中壮年中拥有房产者占43.1%，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年龄越大，有住房者比重越高。40～44岁中有住房者占39.3%，45～49岁为42.6%，50～54岁为43.7%，55～59岁为44.6%。
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为56.5%，贷款余额中间额为5200万韩元，同比增加7.1%。有房者的贷款余额中间额为9840万韩元，接近1亿韩元，比无房者的贷款余额中间额（2780万韩元）多出2.5倍。这反映出拥有房产的大多数人员可能贷款买房。
中壮年家庭共1323.6万户，占家庭总数的63.2%。其中二人家庭最多，占27.7%。从住房形态来看，公寓最多，占56.7%。(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