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亮 #江西 #抚州 #乐安 #宜春 #丰城 #命案 #恶性案件 代为处置
【江西乐安系列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曾春亮被依法执行逮捕】
19日，记者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江西乐安县系列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曾春亮于1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
2020年8月16日，抚州市乐安县系列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曾春亮在乐安县山砀镇航桥村附近被警方围捕抓获。鉴于案情重大，江西省公安厅决定提级侦查，成立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并将案件指定宜春丰城市公安局管辖。
8月19日，丰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曾春亮批准逮捕。当日，丰城市公安局依法对其执行逮捕。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新华视点 @微博)
【江西乐安系列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曾春亮被依法执行逮捕】
19日，记者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江西乐安县系列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曾春亮于1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
2020年8月16日，抚州市乐安县系列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曾春亮在乐安县山砀镇航桥村附近被警方围捕抓获。鉴于案情重大，江西省公安厅决定提级侦查，成立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并将案件指定宜春丰城市公安局管辖。
8月19日，丰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曾春亮批准逮捕。当日，丰城市公安局依法对其执行逮捕。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新华视点 @微博)
#台积电 #芯片 #汽车 #减产
【台积电超腾讯阿里成亚洲市值最高企业】
全球“芯片荒”以及中国加强反垄断背景下，台积电超越腾讯和阿里巴巴，站上亚洲市值顶峰。
继8月3日首次超过腾讯后，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重新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
截至记者发稿，台积电美股市值5731.63亿美元，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市值分别为5183.87亿美元和4364.04亿美元。（第一财经）
【疫情冲击叠加消费电子业争抢 丰田大众纷纷宣布减产】
丰田和大众汽车等主要汽车制造商本周发出的严峻警告提供了新证据，表明汽车行业仍被半导体芯片短缺问题牢牢控制，而且这一问题仍没有缓解迹象。
日本 #丰田 汽车周四称，9月全球产量将比原先计划减少40%，影响到日本和其他地区的14家工厂，包括其大部分北美工厂。
德国 #大众 汽车周四也表示，由于芯片供应瓶颈，该公司可能需要进一步削减产量。“我们目前预计第三季芯片供应将非常不稳定和紧张，”这家销量仅次于丰田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告诉路透。
而全球排名第四的 #Stellantis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称其法国西部一间工厂下周将暂时停产，而法国东部另一间工厂则将减产。
#福特 汽车本周早些时候已经表示，将暂停在堪萨斯城装配厂制造其最畅销的、驱动利润的F-150皮卡。中国吉利汽车则表示，近期芯片短缺题日益严重，且新冠疫情再度于全球出现上升趋势，对公司未来数月的销售构成重大威胁，将减低其达标机会。（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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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记者发稿，台积电美股市值5731.63亿美元，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市值分别为5183.87亿美元和4364.04亿美元。（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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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丰田 汽车周四称，9月全球产量将比原先计划减少40%，影响到日本和其他地区的14家工厂，包括其大部分北美工厂。
德国 #大众 汽车周四也表示，由于芯片供应瓶颈，该公司可能需要进一步削减产量。“我们目前预计第三季芯片供应将非常不稳定和紧张，”这家销量仅次于丰田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告诉路透。
而全球排名第四的 #Stellantis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称其法国西部一间工厂下周将暂时停产，而法国东部另一间工厂则将减产。
#福特 汽车本周早些时候已经表示，将暂停在堪萨斯城装配厂制造其最畅销的、驱动利润的F-150皮卡。中国吉利汽车则表示，近期芯片短缺题日益严重，且新冠疫情再度于全球出现上升趋势，对公司未来数月的销售构成重大威胁，将减低其达标机会。（路透社）
#观点 #Opinion #江苏 #徐州 #丰县 #女性 #精神疾病 #公信力 #拐卖 #现代化 #社会治安
【徐州事件：人心不古与社会治安、现代化与互联网普及】
网络上或现实中有时候会听到有的观点说： 以前的人好，现在的人心都坏了。
这其实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理解偏差，徐州那件事所掀起的网络风暴，正是一个很清晰的观察角度。
拐卖犯罪，甚至合法的人口买卖，自古就是人类社会的常规操作，几乎与文明史伴随始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历史常态”才被打破，距今只有短短七十年的时间。
八十年代社会混乱，再度沉渣泛起。人口拐卖虽然比建国前收敛多了，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犯罪高峰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
这种社会治安混乱是整体性的，比如著名的“打死车匪路霸有奖”。
但在2010年进入互联网2.0时代之前，这些信息传播都比较有限，从时效性和冲击力上都与今天无法相比。
就像徐州那件事，放到今天，只要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人，都有可能看到。但如果在八九十年代，那就是只有当地最近的人才可能听了一耳朵。
所谓“民心淳朴”、“以前的人善良”，其实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严格检视。
“民心淳朴”不代表不作恶，甚至在前现代社会氛围下生活的人，不认为这是一种作恶，完全可以很“淳朴地”去做这样的恶。
比如买个女人回来生孩子，这怎么了，我花钱自己娶的，千百年来很正常啊，关你什么事？警车如果进去解救，搞不好是要被“淳朴正义”的民众乱棍打出来的，过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能打败前现代性的，只有现代性。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大量的历史问题，但这不是“现在人心坏了”，恰恰相反，是公众的道德感大幅提升了，只是丑恶会被现代人更严格的检视。
中国社会治安的迅速彻底好转，也就是在最近十几年才逐渐完成。其背景是过去几十年厚积薄发终于成功的工业化。公路修通了，人能出的去；深山里网络搭建了，人知道了外面的事；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天眼监控向全国铺开，基层组织的恢复都使得社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了。
社会治安的快速好转，才使得人们的“道德底线”大大提高，过去被默认的事情，放到今天才会“惊诧”。加上网络的普及，原先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才会拿到阳光下晒一晒。
这些都是“现代性”带来的，和“民风淳朴”、“道德教化”的关系都比较有限。
一个前现代社会，必然存在天量的黑暗和丑陋。无论是“陶冶心灵”、“有信仰”的旧西藏，还是“大师辈出”的民国。徐州这事，要是放到民国时代，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常态，没什么人会在意。但在今天，前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历史残渣，就能让现代人看到之后抑郁焦虑痛苦，年都过不好，要怀疑人生了。这反映的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提升，说明今天的“社会人心”远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段里都善良高尚。
昨晚丰县又发布了第二份通告，但仍然没有完全回应网友疑问。这里面确实是有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因素，但如今也是2022年的社会了，即使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应该拿出勇气和重视，与前现代的最后遗留，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些工作如果县里做起来难，那么希望更高层级的官方介入治理，不负今日之社会人心。(2049年的世界 @微博)
【徐州事件：人心不古与社会治安、现代化与互联网普及】
网络上或现实中有时候会听到有的观点说： 以前的人好，现在的人心都坏了。
这其实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理解偏差，徐州那件事所掀起的网络风暴，正是一个很清晰的观察角度。
拐卖犯罪，甚至合法的人口买卖，自古就是人类社会的常规操作，几乎与文明史伴随始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历史常态”才被打破，距今只有短短七十年的时间。
八十年代社会混乱，再度沉渣泛起。人口拐卖虽然比建国前收敛多了，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犯罪高峰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
这种社会治安混乱是整体性的，比如著名的“打死车匪路霸有奖”。
但在2010年进入互联网2.0时代之前，这些信息传播都比较有限，从时效性和冲击力上都与今天无法相比。
就像徐州那件事，放到今天，只要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人，都有可能看到。但如果在八九十年代，那就是只有当地最近的人才可能听了一耳朵。
所谓“民心淳朴”、“以前的人善良”，其实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严格检视。
“民心淳朴”不代表不作恶，甚至在前现代社会氛围下生活的人，不认为这是一种作恶，完全可以很“淳朴地”去做这样的恶。
比如买个女人回来生孩子，这怎么了，我花钱自己娶的，千百年来很正常啊，关你什么事？警车如果进去解救，搞不好是要被“淳朴正义”的民众乱棍打出来的，过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能打败前现代性的，只有现代性。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大量的历史问题，但这不是“现在人心坏了”，恰恰相反，是公众的道德感大幅提升了，只是丑恶会被现代人更严格的检视。
中国社会治安的迅速彻底好转，也就是在最近十几年才逐渐完成。其背景是过去几十年厚积薄发终于成功的工业化。公路修通了，人能出的去；深山里网络搭建了，人知道了外面的事；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天眼监控向全国铺开，基层组织的恢复都使得社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了。
社会治安的快速好转，才使得人们的“道德底线”大大提高，过去被默认的事情，放到今天才会“惊诧”。加上网络的普及，原先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才会拿到阳光下晒一晒。
这些都是“现代性”带来的，和“民风淳朴”、“道德教化”的关系都比较有限。
一个前现代社会，必然存在天量的黑暗和丑陋。无论是“陶冶心灵”、“有信仰”的旧西藏，还是“大师辈出”的民国。徐州这事，要是放到民国时代，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常态，没什么人会在意。但在今天，前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历史残渣，就能让现代人看到之后抑郁焦虑痛苦，年都过不好，要怀疑人生了。这反映的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提升，说明今天的“社会人心”远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段里都善良高尚。
昨晚丰县又发布了第二份通告，但仍然没有完全回应网友疑问。这里面确实是有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因素，但如今也是2022年的社会了，即使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应该拿出勇气和重视，与前现代的最后遗留，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些工作如果县里做起来难，那么希望更高层级的官方介入治理，不负今日之社会人心。(2049年的世界 @微博)
乌鸦观察
#江苏 #徐州 #丰县 #后续 #女性 #精神疾病 #拐卖 #结婚证 #婚姻登记 #DNA #李莹 #出生日期 【丰县后续：结婚证、出生日期与DNA鉴定】 结婚证与登记日期 2022年2月15日上午，前调查记者邓飞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以杨某侠的名字与董某民在1998年8月登记的结婚证照片。多有民众质疑，结婚证上杨某侠的照片，与此前视频中铁链拴锁的女子在长相和年龄上差异很大，不很像同一人。照片显示，杨某侠的出生日期登记的是1969年6月6日。 亦有网友指出，这张结婚证可能是假证，“无结婚证编号…
#江苏 #徐州 #丰县 #后续 #女性 #精神疾病 #精神分裂 #拐卖 #连续拐卖 #结婚证 #婚姻登记 #身份证 #DNA #节育 #计划生育
【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情况（上）】
2022年2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事件发生以来，调查人员除在我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接下)
【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情况（上）】
2022年2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事件发生以来，调查人员除在我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接下)
#观点 #Opinion #徐州 #丰县 #女性 #精神疾病 #拐卖 #抚养 #家庭 #父母
【0222 睡前消息文稿：397期 解决丰县拐卖事件，你能付多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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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这起拐卖虐待事件，代表了两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负面遗产，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时代；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
...
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问题，不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落后遗产的突出暴露。
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穷困，穷困不仅仅意味着底层日子不好过，还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在城市之外严格落实法律，只能默许乡村社区实行事实上的自治。...父母因为一点彩礼卖了女儿，抱着甩包袱的心态，把带有残疾的子女送人，这都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几乎不可能在工业化之前杜绝。
到了解放后，中国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起步慢，底子差，21世纪之前，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底色。丰县拐卖事件代表的人口贸易和家庭暴力，可以看做传统农业社会负面文化的最后一次展现。
...
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当时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严格受控的。...所以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买卖婚姻和换亲，很少影响到城市人口，所以人口贸易当时不是问题。
80年代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背景。首先，人民公社解体，放开了人口流动自由，农民攒点钱可以很容易在更落后的地区买妇女儿童。其次，市场经济逐步繁荣，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现金交易进行再分配。农民在生活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勒紧腰带能拿出来的现金更多，所以贩卖人口有利润。另外，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工业化导致农村女性自发向城市流动，在农村留下一大批单身男性。
...
法律不是公布个条款就能自动落实，必须全社会拿出足够的执法成本，同时给大多数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条件，法律才有意义。
...
最近十几年，拐卖人口问题逐渐消失，也不是因为中国颁布了新的法律，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导致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更深地嵌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周围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太容易被拐卖。同时，工业化给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技术，政府可以通过二代身份证、摄像头和更多的辅警来控制人口流动，所以人口贸易规模快速收缩。
但是，在摄像头之外，在那些生产生活比较孤立的地点，人口贸易和奴隶制问题还会频繁出现，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儿童。比如说前些年常说的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工厂，最近十几年还很常见的渔船奴隶问题，都证明了法律要靠社会条件来落实。...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要继续推行工业化，把所有劳动力都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要主动承认建立秩序需要投入成本；在司法方面，要承认绝对隐私和绝对安全不能共存，允许在数据保密的前提下，降低政府监督个人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消除和人口贸易有关的悲剧。
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社会背景和执法成本的问题，坚持要对丰县事件搞道德批判，认为只要在农村，在基层政府抓出坏人，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安抚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这一类自媒体内容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就是道德是一个动态概念，而且现在很多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之前几千年负面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只搞道德批判，只迎合普通人眼中的正面伦理道德，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可能更严重。
...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亲情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足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丰县这位女性有8个孩子，还是要等视频上网才有人关心她的生活。而这八个子女自身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更值得担心。如果我们不喜欢类似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首先就要讨论政府权力如何监督家庭生活。
更何况丰县这件事，很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人员监督，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治疗。...如果社会舆论普遍认为20岁残疾女孩和55岁男人重组家庭不对，就应该赞同国家增加税收，建设一批福利院，雇佣护士，给所有残疾人一个体面的生活。...要照顾这上千万人口，起码要有几百万护士和护工，编制差不多等于军队和警察之和，在中国的国力有能力支撑这种福利之前，67岁的父亲，把残疾女儿托付给别人，还不收一分钱彩礼，应该被认为是合理选择。
...
如果我们不希望丰县的这位女性被铁链拴起来，首先就要讨论，全社会增加的这部分开支从哪里出钱，向谁加税。就算精神病患者得到了政府救助，能入院治疗，在中国当前尊重家庭权力的规则下，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
面对这种现实，我希望观众在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改革，不要只对现实说不，而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方案，变成有目标，有成本核算的计划。否则，生了八个孩子的精神病患者这次得救了，但也很快会像德州方洋洋案件那样被淡忘，更多的弱者还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
具体来说，我认为丰县事件后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当然还是对历史上的负面问题做一个全面善后。以超出人口普查的力度，做全民DNA普查，查清每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是否有非自愿的迁徙行为，只要本人提出要求，就追究责任。如果民事赔偿不够，由政府出钱补足一个底线。如果因此出现了家庭破裂，未成年人养育问题，或者下一代基因缺陷问题，政府要有社会化抚养来收容。让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国对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有什么底线安排。
第二件是对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残疾人有妥善安置。前面说了，把精神病人交给家庭，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都不靠谱。如果中国没有决心一次性安置几百万精神病人，就不可能消灭他们的亲属安排的非正式婚姻。
第三件事是利用技术手段，预防人口贸易，避免奴隶制劳动，避免家庭暴力，我在180期节目提到过具体方案。那一期我分析了藏族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的问题，当时我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只是我们不能允许政府随意使用隐私数据，必须用技术和制度安排，由人大代表或者独立的公民代表来监控数据的使用。
这三个变革，无一例外都要花钱，要占用劳动力，还要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天底下没有凭空能做成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想看新闻的时候义愤填膺，过几个月淡忘之后再循环一遍，最好认真考虑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保护弱者，也提高自己的安全水平。
当然，只谈花钱，不谈赚钱，不是睡前消息的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被拐卖人口多到影响经济，而且典型家庭生了八个孩子，这说明也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生活有待改善。如果政府不干预，依然是每年发几百块钱就放任成长，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社会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依然是全社会的负资产。但如果政府通过家庭普查，剥夺所有不称职家长的抚养权，认真花一笔钱给这些孩子正常成长环境，必然可以在人口下降的年代新增一大批称职劳动力。社会主义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丰县这个案例虽然很残酷，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案例，向我们证明，如果不担心阶级下降，不担心生育影响妇女福利，生育率可以被刺激到很高。
我们不可能回到阶级固化，歧视妇女的年代，但可以从正向手段接近这两种状态。比如说，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可以消灭父母给孩子拼起跑线的压力；取消企业给怀孕妇女发放福利的义务，由国家统一发放生育工资和补贴，可以缓解生育对妇女的影响。2022年中国人口注定要下降，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刺激生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成长质量，如果还是坚持以家庭为单位来保障公民福利，恐怕以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去哪找自己的福利。
...内详👉(睡前消息)
【0222 睡前消息文稿：397期 解决丰县拐卖事件，你能付多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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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这起拐卖虐待事件，代表了两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负面遗产，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时代；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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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问题，不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落后遗产的突出暴露。
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穷困，穷困不仅仅意味着底层日子不好过，还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在城市之外严格落实法律，只能默许乡村社区实行事实上的自治。...父母因为一点彩礼卖了女儿，抱着甩包袱的心态，把带有残疾的子女送人，这都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几乎不可能在工业化之前杜绝。
到了解放后，中国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起步慢，底子差，21世纪之前，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底色。丰县拐卖事件代表的人口贸易和家庭暴力，可以看做传统农业社会负面文化的最后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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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当时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严格受控的。...所以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买卖婚姻和换亲，很少影响到城市人口，所以人口贸易当时不是问题。
80年代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背景。首先，人民公社解体，放开了人口流动自由，农民攒点钱可以很容易在更落后的地区买妇女儿童。其次，市场经济逐步繁荣，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现金交易进行再分配。农民在生活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勒紧腰带能拿出来的现金更多，所以贩卖人口有利润。另外，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工业化导致农村女性自发向城市流动，在农村留下一大批单身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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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公布个条款就能自动落实，必须全社会拿出足够的执法成本，同时给大多数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条件，法律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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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拐卖人口问题逐渐消失，也不是因为中国颁布了新的法律，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导致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更深地嵌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周围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太容易被拐卖。同时，工业化给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技术，政府可以通过二代身份证、摄像头和更多的辅警来控制人口流动，所以人口贸易规模快速收缩。
但是，在摄像头之外，在那些生产生活比较孤立的地点，人口贸易和奴隶制问题还会频繁出现，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儿童。比如说前些年常说的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工厂，最近十几年还很常见的渔船奴隶问题，都证明了法律要靠社会条件来落实。...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要继续推行工业化，把所有劳动力都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要主动承认建立秩序需要投入成本；在司法方面，要承认绝对隐私和绝对安全不能共存，允许在数据保密的前提下，降低政府监督个人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消除和人口贸易有关的悲剧。
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社会背景和执法成本的问题，坚持要对丰县事件搞道德批判，认为只要在农村，在基层政府抓出坏人，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安抚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这一类自媒体内容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就是道德是一个动态概念，而且现在很多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之前几千年负面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只搞道德批判，只迎合普通人眼中的正面伦理道德，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可能更严重。
...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亲情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足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丰县这位女性有8个孩子，还是要等视频上网才有人关心她的生活。而这八个子女自身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更值得担心。如果我们不喜欢类似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首先就要讨论政府权力如何监督家庭生活。
更何况丰县这件事，很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人员监督，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治疗。...如果社会舆论普遍认为20岁残疾女孩和55岁男人重组家庭不对，就应该赞同国家增加税收，建设一批福利院，雇佣护士，给所有残疾人一个体面的生活。...要照顾这上千万人口，起码要有几百万护士和护工，编制差不多等于军队和警察之和，在中国的国力有能力支撑这种福利之前，67岁的父亲，把残疾女儿托付给别人，还不收一分钱彩礼，应该被认为是合理选择。
...
如果我们不希望丰县的这位女性被铁链拴起来，首先就要讨论，全社会增加的这部分开支从哪里出钱，向谁加税。就算精神病患者得到了政府救助，能入院治疗，在中国当前尊重家庭权力的规则下，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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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现实，我希望观众在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改革，不要只对现实说不，而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方案，变成有目标，有成本核算的计划。否则，生了八个孩子的精神病患者这次得救了，但也很快会像德州方洋洋案件那样被淡忘，更多的弱者还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
具体来说，我认为丰县事件后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当然还是对历史上的负面问题做一个全面善后。以超出人口普查的力度，做全民DNA普查，查清每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是否有非自愿的迁徙行为，只要本人提出要求，就追究责任。如果民事赔偿不够，由政府出钱补足一个底线。如果因此出现了家庭破裂，未成年人养育问题，或者下一代基因缺陷问题，政府要有社会化抚养来收容。让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国对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有什么底线安排。
第二件是对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残疾人有妥善安置。前面说了，把精神病人交给家庭，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都不靠谱。如果中国没有决心一次性安置几百万精神病人，就不可能消灭他们的亲属安排的非正式婚姻。
第三件事是利用技术手段，预防人口贸易，避免奴隶制劳动，避免家庭暴力，我在180期节目提到过具体方案。那一期我分析了藏族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的问题，当时我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只是我们不能允许政府随意使用隐私数据，必须用技术和制度安排，由人大代表或者独立的公民代表来监控数据的使用。
这三个变革，无一例外都要花钱，要占用劳动力，还要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天底下没有凭空能做成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想看新闻的时候义愤填膺，过几个月淡忘之后再循环一遍，最好认真考虑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保护弱者，也提高自己的安全水平。
当然，只谈花钱，不谈赚钱，不是睡前消息的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被拐卖人口多到影响经济，而且典型家庭生了八个孩子，这说明也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生活有待改善。如果政府不干预，依然是每年发几百块钱就放任成长，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社会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依然是全社会的负资产。但如果政府通过家庭普查，剥夺所有不称职家长的抚养权，认真花一笔钱给这些孩子正常成长环境，必然可以在人口下降的年代新增一大批称职劳动力。社会主义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丰县这个案例虽然很残酷，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案例，向我们证明，如果不担心阶级下降，不担心生育影响妇女福利，生育率可以被刺激到很高。
我们不可能回到阶级固化，歧视妇女的年代，但可以从正向手段接近这两种状态。比如说，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可以消灭父母给孩子拼起跑线的压力；取消企业给怀孕妇女发放福利的义务，由国家统一发放生育工资和补贴，可以缓解生育对妇女的影响。2022年中国人口注定要下降，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刺激生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成长质量，如果还是坚持以家庭为单位来保障公民福利，恐怕以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去哪找自己的福利。
...内详👉(睡前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