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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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向收到此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地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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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Opinion #于洋 #地方政府 #武汉 #河南 #治理能力

【治理现代化水平】

看到有批评河南的做法。也有认为防疫靠割据筑堡体现了治理并未现代化。我都不太赞同。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使“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贴合“物质、信息基础设施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有区别的灵活善用大城、小城、城郊、乡镇和农村各自制度传统上形成的优势策略,才是治理现代化。武汉做的不如河南农村

补充一句,讲这次体现出了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不是因为武汉混乱——武汉面对的治理问题困难度和复杂度,要远比河南农村高的多。
说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是因为武汉对于自己能够运用的优势资源和治理手段,没有能力充分使用,或者说使用的极不充分。相反,河南农村接近于极致化的使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资源和治理手段。(于帅洋是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疫情 #非政府社会管理 #管理

这次很好的体现了技术提升非政府力量在治理中角色的变迁:在20号左右的帖子里,曾经说过(央府)政府应该迅速和各种平台企业对接。但现在央府这是用了流通和仓储等资源,没有用好平台企业。

但是,平台企业自发的动起来了。先不管为什么。但比如美团、微博、滴滴,有效的发挥起了治理功能,甚至成为很多领域政府失灵后的“政府替代品”。

和2003年相比,这是唯一的治理能力提升的方面。(于帅洋是琢玉郎

#乌鸦评论 唯一倒谈不上,但是这种依托于互联网的自治和平台响应,确实是一大亮点
#观点 #Opinion #于洋 #管理 #地方政府 #封城

封城必须坚持和加强:

对外和对内封城后,城市对于脆弱人群的支撑能力,是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重大风险转为重大事故后,最脆弱人群一定转化为最受害人群。

但城市能力弱,不代表在重大疫情时不应该封城——恰恰相反,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应该越早。因为疫情的扩散,是扩大了需要支撑的脆弱人群数量,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越晚,那么受害人群越多(经济损失也越惨重)。

最近一些视频和报道(比如有人去封门、比如有留守老弱失去生命),体现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弱,而不是不该封城。

城市治理能力强,才有本钱不封城。不能用“现代的人道主义、文明理念”来要求一个“治理能力非常有限”的社会的应急治理。让脆弱人群在治理能力之内,这是风险治理应该有的核心理念。(于帅洋是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舆论 #监督

【 “键盘侠”与“键盘匪”是有区别的。】

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社交网络赋予了我们聚集起来、影响政策和执行的机制。

这让我们的“关注”和“发声”变得有power起来——这次特别明显的,是湖北在外地人员的安置政策、红十字会仓储由九州通接管等,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对舆论的响应。

有了微权力的我们,既要学会用权力、也要善用权力而不是作恶,每个权力拥有者对自我的训练和约束,都是对良治的贡献:

1.去监督物资的调度和发放,让当政者和想伸手的人,感受到愤怒和压力——实话说,现在的慈善物资,没有人去倒卖了么?

2.去监督各级行政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让他们感受到愤怒,大规模物资调度等才有可能。

3.去帮助转发那些求助的帖子——我看到了不同朋友的辩论:“资源稀缺时,转载求助帖的伦理两难”。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转载求助帖,是让人们更多的看到资源的稀缺、愤怒于资源调度的迟滞!让官员感受到愤怒,加进资源调配;同时,让人们真的能害怕这个可怕的病毒,加强自我防护。

4.去传播各种“实用”的信息:比如哪里的人愿意捐出自己的铺面,这也在逼迫官员有作为。去转载阿里的资源调配平台上线的信息。

等等,总之,通过自媒体,去集中力量,给那些能够“立竿见新看到效果、但政府官员没有动力做的事情”形成压力。这就成为良治一份子的自媒体使用!

=======但,有些质问、转帖,就要问问自己——我真的在为防疫做贡献,还是在“泄愤”、甚至是想借此涨粉、整人?

不要怀疑我们自己作恶的动机,更不要怀疑我们自己慵懒的本性。

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武汉F4、不给百步亭老百姓预警的各级官员等等,都差不太多。

大家每一次转发、评论和发帖,都要想想:我自己作为治理框架中的一份子,
-----是不是堕落成了希望用手里权力寻租的腐败
-----是不是堕落成了不动脑筋的昏庸权力使用者

=======疫情当前,没有谁有资格滥用手中的权力,包括网民。(于帅洋是琢玉郎

#乌鸦评论 有点意思,舆论平台能否作为新时代的监督体系
#观点 #Opinion #于洋 #地方政府 #科层制 #风险防范 #次生灾难

可以说,中、美、日、港、欧、澳等,都是科层制政府的优等生,分别代表了科层制行政和不同政治制度结合的优等生。但是,优等生的失败,让我们看到科层制政府本身,它的能力极限。

1.所谓“外松内紧“的”早期预警和风险处措,并不是错——而是缺乏对公务系统日常风险防范能力培养,造成的“外松内紧”成为最优策略。

官员们们没有风险意识,只有没事和事故后两种观念;而激励机制设计,也只有没事vs事故两种,没有风险控制的度量指标。

这造成了公务系统不具备风险防范日常化的能力:比如只会宣布“没事vs有事”,而一旦宣布有事,立刻只能停工停课,封锁小区和校区。

日本在这方面的卓越表现,和日本系统性、常态化的让公民有风险防范日常能力有关。

潜江官员、浙江官员、河南官员在这方面就表现卓异——然而,这是散发而不是系统性的,高度依赖于官员本身的特质,而不是公务员考核系统性的形成整体政府能力!!

2.事故后治理,体现出我国的两个特点:防范重大风险升级能力强大,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故救援的多维度能力差异巨大。

通过强力的遏制,其实我们今天看除了湖北以外的数据,可以说很有效的遏制了已发生的事故升级为更大规模灾难的风险

针对事故的善后——比如湖北,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灾难治理中很强大的维度:比如医疗人员的快速抽调、包括生活物资和维持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包括舆论管控)。这是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优势

然而另一个维度,政府失灵是很显然的:方舱医院建的不及时、物资调运遇到堰塞湖性质组织、社区资源和能力供应不上等等。这都指向了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劣势造成的后果。

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是我国科层制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在风险和事故处措上,它体现了强大和脆弱共存的特点。这是要特别明确的。

实话说,如果发生在美国,也许民众知道的更早,但是政府执行隔离、调集人员物资能力救灾的能力要更弱;更不要说发生在其他国家。

而日本,在可预见风险防范上能力卓越,但在不可预见次生风险防范上非常孱弱——福岛地震海啸vs核电事故中,日本政府能力的巨大差异将这一点体现的非常完整。(于帅洋是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复工 #决策 毕竟“穷病”比瘟疫更可怕

除了湖北外,应该思考:决策从稳健(鲁棒)决策,回归到最优期望决策。我看到有的博主说,要把主张“复工”的都标到耻辱柱上。这不是科学决策的态度。我们不可能等到“公共卫生风险确定为零”后在复工,这一定会造成其他维度上带来重大后果的“灾难性事故”。

一个理性的社会,要理性的面对风险,并且清晰自己的风险接受水平。(于帅洋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决策 #防疫

这是极端灾难风险管理的困境——要么暴露再在微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中,要么承受巨额的防风险成本。

实际上,暴露是更优策略。但这次不同:这次在同一国家,20年内两次出现类似疫病,它改变了我们对该风险的概率认知,因此觉得要调整。

但是,这不意味着:凡是高损失微概率的风险,都要巨额投资风控。(于帅洋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采购 #平台

这就是企业的社会治理功能。这种功能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具备,而是应该向企业采购。当然采购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实际上,这次阿里等企业会主动和迅速的行动,也是因为采购方式是系统化和成熟的。这极大的降低了财政在非增长议题上的损耗。(于帅洋琢玉郎

#乌鸦评论 所以一个强政府不等同一个壮政府,不一定或者说是一定不能提供所有服务。类似的,红十字会这类的官办慈善组织也是一个道理,企业组织,政府监督,也许是更合适的方式。
#观点 #Opinion #于洋 #转移支付 #家庭储蓄

美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和家庭储蓄,对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都至关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转移支付制度的长期崩坏和家庭储蓄不足,特朗普总统和各州长也不用面对这种两难处境。

应急能力有两部分,Robust capability和Resilient capability。这次的死亡人数和经济下降幅度,可以共同看出各国的Robustness;而经济恢复能力和死亡人数反弹,则看出各国的Resilience(于帅洋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言论治理 #摘要 #GFW #删帖 #微博

【言论治理是个有趣而难的技术问题】

民众对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看法呈现到舆论中,这是很难控制的,而且控制就有很严峻的代价。这和“仇恨言论治理”一样,是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界定和治理,所以困境也一样。

目前,可行的治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定义“违法言论”,并通过关键词、自然语言处理或人工通过删帖等来实现。——这是脸书和网信办现在采用的技术。

和直接界定言论边界、并通过删帖来进行治理相比,一个替代性的治理思路是:开发技术,约束政策制定者们引入舆论到政策博弈中的激励——防火墙就是类似的技术。

前一种阻碍了言论自由;后一种的副产品是信息透明度下降。两者也都有类型不同的委托代理困境:
——脸书和微博,都有删帖者自己的政治观点显著影响执行的问题;
——而防火墙,则增大了寻租合谋的空间。

关键是,这两种技术还都造成了治理绩效很低:
——删帖对舆论遏制的能力非常有限,效果上来说
——防火墙固然削弱了政策制定者引入舆论的能力,但是无谓损失也很大。(于帅洋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广州 #暴雨 #泥石流 #基建 #极端天气

广州会淹水,才说明基建没有过度超前。如果这样规模的豪雨,广州还不淹水,那么基建是过度导致无效率的。

不要陷在假议题里不停争吵,有更本质的难题。当极端天候的发生概率增加,这造成的两难是:基础设施不过度扩容损失大,过度扩容效率低。

提高承载力意味着绝大部分时候大量能力闲置,这降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促进的有效性。

气候变化就是让人们越来越多的陷入这种两难:不买高额保险吧,它发生的频率也不像从前那么可忽略了;买高额保险吧,它发生频率又不足以让高额保险有效率。

这就是气候变化给各城市带来的无可避免的损失。(于帅洋琢玉郎)
#山东 #山东理工 #高考 #顶替 这是弥补不是恩赐

【山东理工:将努力帮助被顶替者陈春秀读书】

22日深夜,山东理工大学 发表声明:近日,陈春秀女士通过媒体表达了重新到高校就读的意愿。我校对此高度重视,主动与其进行沟通,了解诉求。我们将积极协调,努力帮助其实现愿望。

据此前报道,被冒名顶替16年的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尽管已经通过了曲阜师范大学的成人高考,在得知自己当年学籍被顶替后,还是向山东理工大学提出了重新入学的请求,但被对方以“无此先例”拒绝。(北京日报)

相关新闻:
0615 山东聊城又现冒名顶替上学:聊城冒名顶替上学者被双开(人民日报)
0619 山东曾清查出超两百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现已注销,多所高校回应

#观点 #Opinion #于洋
高考顶替者的存在,是我国早年治理能力低下,导致政府失灵,无法保护公民不受犯罪分子侵害,导致造成公民受害而不能及时得到司法救济。因此,需要对被顶替者进行国赔和重新录取。财政和教育部要给出系统方案。不是一个山东理工补录取就完了的事儿。(于帅洋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技术革命 #岗位 #就业 #流水线 #算法 #短视频 #碎片时间 #生产组织 #中央计划

于洋:为什么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创造了更多岗位?

那是因为:不论是能源效率的提高、还是通讯交互效率的提高、数据效率的提高、福特工作法,它都造成了两个后果:
1、让原有产业,能够以更复杂、但更高效的方式组织生产。
2、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复杂的的行业。

这两个后果,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更复杂的生产组织,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技术进步只是让更复杂的生产组织成为可能而已。

以短视频为例,

它是一个算法技术,把更多人的低成本、碎片化的劳动力供给能力挖掘了出来,组织起来参与经济增长:比如挖山货的人们在山上行走的时间、家庭主妇在家务之外的时间、学生做作业的信号传递。

算法本身,只是让“挖掘低成本、碎片化的劳动供给能力”这个复杂的生产组织成为可能,而创造价值的,是复杂生产组织本身。

比如外卖行业,它通过算法技术,把每个人“必须出去买饭或买菜做饭”的时间收集起来,重新分配给时间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这种收集、重分配的复杂工作又算法完成,但是分配后的工作由人来完成。

算法既不是一个中央计划者,也不是一个替代者。它和历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技术一样,在拓展人类文明维度——从而创造更多的、从前不曾出现的、甚至不需要太多教育投入的就业岗位。
...
这就是“流水线工作法”这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革命,给传统行业带来更复杂组织模式、更高效生产、更多就业的例子

算法技术,并不让中央指令性替代分散化的企业家精神,而是让分散化的企业家精神、消费者意愿、研发者知识能够以更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更高效生产既有或新创的产品或服务。它对劳动就业岗位的影响,是“复杂化”这个逻辑。(于三羊鲜声 @微博)
#观点 #Opinion #于洋 #公共议题 #孙武杀姬 #暴秦

【观点:从孙武杀姬到暴秦辩看公共议题的范式化讨论】

看东周列国志里孙武杀姬这个典故,有个弹幕说:现在这么拍肯定不行。

忽然想到前几天热火朝天的暴秦辩。

这个议题之所以打成一锅粥,就在于该议题涉及到若干个需要逐个甄别的子问题:

1、什么来衡量制度的先进程度?
技术、知识、制度设计、艺术、平均寿命、平均收入、军事等各方面的成果,要如何总体表现出先进?这指向了:秦战胜六国,是先进战胜落后,还是反过来。

2、制度先进是否意味着每个个人的生活更好?比如农耕社会的每个个体,是否生活平均的要比渔猎社会更好。(我记得有论文说,从食物丰富程度看不一定)。这指向了:秦如果是因为制度导致胜利,对秦人的价值

3、在激烈军事竞争中有战争优势的制度,是否也同样是同时期更好的经济优势、福利社保保障?这个问题指向:秦朝的制度是否是军事竞争导致、不可避免的。

4、激烈军事竞争环境中,制度的战争优势、经济优势和福利优势是否可以兼顾?这个问题指向:不是暴秦的制度,能否有strong state的中国

这些问题,是可以范式化系统讨论的

以下这几种就纯属胡扯模式了:

胡扯模式一、“孙武杀姬太不尊重女性、太残酷了,所以吴国最终不可持续”这种荒唐的看法。

胡扯模式二、“年轻人对个人生活压力大,但是对国家充满信心”来以暴秦讽今

胡扯模式三、秦始皇爱民如子,从历史高度出发,不讲小慈悲,只讲大仁政

胡扯模式四、老秦人团结一心,毫无私心,为了祖国发展不计个人得失,有信仰所以能成功。

不管是建制派还是反建制派,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大家都要努努力,避免进入胡扯模式,要不然就都面目丑陋。(于三羊鲜声 @微博)
#观点 #Opinion #于洋 #钟南山 #张文宏 #口罩 #隔离 #舆论 #共识 #反防疫 #宣传 #风险 #石家庄 #武汉

于洋:信息治理与说服,中国人配合防疫的原因】

钟院士说:河北避免了十几万人感染。

已经看到网上一些言论对这个说法不满,表达方法是:希望听上海张主任怎么说。

这体现出——人们已经开始认为“不用防疫就能控制住,一定存在不影响我生活还能防疫的聪明策略”渐渐成为共识。舆论也渐渐形成了“只要严格防疫,就是懒政”的氛围。

虽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但由于符合大家的期待,很容易得到认同。

所以,不要觉得欧美上街反口罩、反隔离很离谱。实际上,人们的感知风险、对风险管理难度的认知、期待等,共同决定了社会共识。

通过中国一年来的舆论氛围变化,对比欧美,我们能看到:

感知风险管理、对风险管理难度认知的解释,是整个风险和应急管理中的关键——这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体现的很充分。

实际上,戴口罩、不聚集、配合防疫居家,并不是因为我国人民素质高、服从性好、文化传统更关切别人。这都是障眼法。如果大家会议去年1月底、2月初,大量的新闻都是“无素质的人不戴口罩”、“扎堆聚集被批评”这样的新闻。1月20日后,仍然有很多人不戴口罩、要去和亲戚朋友聚会。

是在舆论全面吹风,一方面让人们感受到风险高,一方面对不戴口罩和不配合防疫进行羞辱,才形成了“戴口罩、不聚集、配合防疫”的社会共识。大家也许还记得从无人机、到条幅标语、再到大喇叭,各个时代的信息传播工具都被用来说服民众要戴口罩、不要聚集的案例。

民众的共识和配合,要靠“工程化的说服形成共识凝聚”。(于三羊鲜声 @微博)

当时武汉监测到的感染人数,和石家庄这次同一量级,为什么人们认为武汉封城晚了、但石家庄不该封城呢?这体现了,人们对封城的共识,是靠信息型塑和说服的,而不是自己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完成的。也就是Moral_Vacuum 今提到的“(民众)同时对同一个政策的观念会随机波动”(非意识形态政策观念亦然)(于三羊鲜声 @微博)
#观点 #Opinion #于洋 #治理能力 #地方 #地方政府 #上海 #黑河 #江西 #防疫 #应急处置 #核酸检测

于洋:从上海、黑河、上饶看防疫与治理能力

很多人夸上海的防疫,还有拿上海和黑河、江西比的。

首先起作用的不是服务意识、服务聪明等软实力,而是硬实力:

1、权限,能拍什么量级的板——比如帝都、天津,决策空间有深圳大不?遑论上海了。
2、权力,比如黑河为啥要按户籍拉红拉黄?这不就说明了联通移动根本不搭理县级权力机关呗;
3、财政能力;
4、资金和资源,包括了行政人员、医务防疫人员数量等。

其次起作用的是:信息——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的好主意能足够快的从一堆噪音中被过滤出来,并快速抵达决策和执行部门。

然后是长期有权、有钱、有信息、有人竞争所积累形成的意识、聪明等软实力。

有权、有钱、有人、有资源、强竞争、没公婆——这就是上海独步的优势。

实际上,许多聪明的防疫措施,并不是上海探索出来的——比如快速核酸检测的机制,上海有关负责同志一直不认为可能。这实际上折射出了上海防疫公卫觉得体系的壁垒厚、其他领域的思路和技术进入不畅。

上海非常优秀,积淀很深,它作为对照,折射出的恰恰是其他省市和基层的困境。(于三羊开泰 @微博)

注:作者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主任、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观点 #Opinion #于洋 #清零 #共存 #经济 #进出口 #转移支付 #瑞丽 #基层 #执政合法性

于洋:零容忍政策与转移支付】

最近很多人说“零容忍政策经济损失大”,包括很多公卫专家。

这话是不对的。和数据对不上的——他们的看法想当然耳,该骂的没骂,不该骂的瞎骂(怪不得不会被删号)。

从经济数据看,零容忍的经济体表现都很好。其微观动力机制也是很清晰的——人们的消费、工作是建立在安全感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家人安全保障基础上的。即便是大规模病亡不会影响执政合法性的国家,经济也重挫,这很清晰了。

面对疫情,零容忍是经济损失小的政策选择。

但是临时转移支付的长期缺位,却加大了零容忍政策的损失和政策接受度——比如瑞丽,只知道压基层、撤基层,补贴辅助不够高。这才是问题。

所以,出问题的不是零容忍政策而是配套的转移支付政策一方面,反思是必须的,必须反思转移支付的不足;另一方面,不能瞎反思,该转移支付政策吃药的,结果却把板子打在零容忍政策上。(于三羊开泰 @微博)

注:作者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主任、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