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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斥资8600万建88米苗族女神雕塑遭质疑】

近日，有网友航拍88米世界最大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塑，该雕塑为贵州剑河县于2016年11月开工建设，于2017年7月建成，整座雕像高88米，共耗资8600多万元，被认证为世界最大的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塑。

据悉，剑河县曾为国家级贫困县，于2020年3月3日退出贫困县序列。（红星新闻）

【贫困县花8600万建苗族女神雕塑，官方通报：没有使用国家扶贫资金】

针对媒体报道“贫困县斥资8600万建88米苗族女神雕塑”一事，10月21日，贵州剑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剑河旅游 发布声明回应：剑河县是苗族同胞人口众多的县份。2017年，为发展旅游产业，剑河县仰阿莎旅投公司依托剑河县文化旅游资源禀赋，通过自筹资金和银行融资8600万元，在清水江北岸建设仰阿莎雕像。雕像融入了当地苗族节日“二月二”和“六月六”的文化内涵，底座高22米、身高66米、总高88米。经核实，该项目没有使用国家扶贫资金。(每日经济新闻)

#观点 #Opinion #江苏 #徐州 #丰县 #女性 #精神疾病 #公信力 #舆情 #回应 前情提要：在媒体报道后当地发布了170字的通告

【0129 丰县的回应：应对所谓“网络舆情”的巨大误区】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在应对所谓“网络舆情”上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是“生怕多说多错，于是惜字如金”。恨不得把结论都四舍五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想多写。

一股子什么味道呢，“结论我告诉你了，别问我为什么，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说了。”

我一贯是不赞成什么事情都事无巨细说那么详细的，但是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如果没有什么质疑没有什么其他的疑点情况需要澄清，你当然可以简单直接，能一句话说清楚的事情没必要大做文章。但是，有些事情，舆论已经风起云涌了，质疑已经铺天盖地了，信息已经杂乱无章了，这时候你再用这种极简思维来应对，除非你真的水平极高，三言两语能把所有质疑答疑解惑，否则必死无疑。

拿我来说，我自问是没有这么高的水平的，所以对于此类事件，我一贯用的是笨办法：既然质疑多，那么就用最详细的回应来解答质疑。把能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最大化的呈现工作量和工作成果，这时候不怕多说，说的越多越好，越细越好。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再回到丰县昨天这个“情况说明”。你说当地做没做工作，我相信是肯定做了，而且工作量应该不小，但是你做的这些工作，落到公开面上，就剩下图里这180个字。你到底做了多少工作甚至到底做没做工作，你自己没说清楚。这种连结论都极简到不行的内容，就如同小学作业只写答案不写解题过程，不给你零分就不错了。而且丰县这事儿现在还逐步搞成了全国性的失联人员汇集平台了，属实离了大谱。

现在很多地方陷入一种什么死循环呢：舆情出现了->不能多说啊多说多错啊字越少越好说的越模糊越好->发出来以后啥都没说清楚被骂了->吓死了不敢再说了等热度过去吧装死吧->装死好像没用啊问题越来越多热度越来越高了怎么办->等别人来救场吧或者就一直装死吧。

运气好：别人（大多数时候是媒体）救了你，别人赢得掌声，你死了。
运气不好：没人来救你，你死了。

大多数时候成功救场的方法是什么呢，把你已经查清楚的事情告诉别人，让别人帮你说。（不过）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没用，你已经死了。(江宁婆婆 @微博)

【0130 关于徐州事件：简单说公信力的建立、维护与倒掉】

微博上相当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任何蓝底白字的公告已有完全信任，所以我一直说这是疫情以来我国建立的最重要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器的空前信任，是我国国家能力建设中最宝贵的财富。

但大家有点记忆就明白，这种信任是怎么建立的，那就是完全彻底地回应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有问题。病人家属在阳台上敲脸盆的无助，以及由此引发的舆情，充分表明群众对国家能力的迫切需求，希望立刻得到回应而不是压制。后续迅速建立的救治能力，特别是完全彻底的“应收必收应治必治”，才得以彻底解决了所有病人及时救治阻断感染的问题，打消了所有民众对疫情防控体系可能因各种政治因素打压疫情的疑虑，从而才获得了民众对抗疫体系的全面绝对信任。

司法体系也一样。自某案见义勇为者和反杀者未被饱受诟病的大法党坑害之后，‌人民群众获得“没有人会因为保护自己和他人而被冤枉”的安全感，‌从警方通报到整个司法体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众支持和事实权威，‌这也是微博舆论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气象。

那么，‌在现在网友们担心“我会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的疑虑下，‌国家机器有没有把所有受害人都救出来，‌有没有把所有加害人进行足够有威慑力的惩戒，‌确保这种可怕事件未来不会再发生，‌让人民群众相信所有已曝光的未曝光的受害者都得到解救和合理安排，‌相信未来再没有人会被贴脸栓住生八个儿子这种事情发生，‌让人民群众真相信所有人都能沐浴在法治阳光之下，‌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的期待，‌也是蓝底白字所要真正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希望这一次人民群众也能够继续强化信任。(明涛ECON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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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事件：人心不古与社会治安、现代化与互联网普及】

网络上或现实中有时候会听到有的观点说： 以前的人好，‌现在的人心都坏了。

这其实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理解偏差，‌徐州那件事所掀起的网络风暴，‌正是一个很清晰的观察角度。

拐卖犯罪，‌甚至合法的人口买卖，‌自古就是人类社会的常规操作，‌几乎与文明史伴随始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历史常态”才被打破，‌距今只有短短七十年的时间。

八十年代社会混乱，‌再度沉渣泛起。人口拐卖虽然比建国前收敛多了，‌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犯罪高峰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

这种社会治安混乱是整体性的，‌比如著名的“打死车匪路霸有奖”。

但在2010年进入互联网2.0时代之前，‌这些信息传播都比较有限，‌从时效性和冲击力上都与今天无法相比。

就像徐州那件事，‌放到今天，‌只要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人，‌都有可能看到。但如果在八九十年代，‌那就是只有当地最近的人才可能听了一耳朵。

所谓“民心淳朴”、“以前的人善良”，‌其实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严格检视。

“民心淳朴”不代表不作恶，‌甚至在前现代社会氛围下生活的人，‌不认为这是一种作恶，‌完全可以很“淳朴地”去做这样的恶。

比如买个女人回来生孩子，‌这怎么了，‌我花钱自己娶的，‌千百年来很正常啊，‌关你什么事？警车如果进去解救，‌搞不好是要被“淳朴正义”的民众乱棍打出来的，‌过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能打败前现代性的，‌只有现代性。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大量的历史问题，‌但这不是“现在人心坏了”，‌恰恰相反，‌是公众的道德感大幅提升了，‌只是丑恶会被现代人更严格的检视。

中国社会治安的迅速彻底好转，‌也就是在最近十几年才逐渐完成。其背景是过去几十年厚积薄发终于成功的工业化。公路修通了，‌人能出的去；深山里网络搭建了，‌人知道了外面的事；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天眼监控向全国铺开，‌基层组织的恢复都使得社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了。

社会治安的快速好转，‌才使得人们的“道德底线”大大提高，‌过去被默认的事情，‌放到今天才会“惊诧”。加上网络的普及，‌原先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才会拿到阳光下晒一晒。

这些都是“现代性”带来的，‌和“民风淳朴”、“道德教化”的关系都比较有限。

一个前现代社会，‌必然存在天量的黑暗和丑陋。无论是“陶冶心灵”、“有信仰”的旧西藏，‌还是“大师辈出”的民国。徐州这事，‌要是放到民国时代，‌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常态，‌没什么人会在意。但在今天，‌前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历史残渣，‌就能让现代人看到之后抑郁焦虑痛苦，‌年都过不好，‌要怀疑人生了。这反映的就是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提升，‌说明今天的“社会人心”远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段里都善良高尚。

昨晚丰县又发布了第二份通告，‌但仍然没有完全回应网友疑问。这里面确实是有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因素，‌但如今也是2022年的社会了，‌即使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应该拿出勇气和重视，‌与前现代的最后遗留，‌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些工作如果县里做起来难，‌那么希望更高层级的官方介入治理，‌不负今日之社会人心。(2049年的世界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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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后续：结婚证、出生日期与DNA鉴定】

结婚证与登记日期

2022年2月15日上午，‌前调查记者邓飞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以杨某侠的名字与董某民在1998年8月登记的结婚证照片。多有民众质疑，结婚证上杨某侠的照片，‌与此前视频中铁链拴锁的女子在长相和年龄上差异很大，不很像同一人。照片显示，杨某侠的出生日期登记的是1969年6月6日。

亦有网友指出，‌这张结婚证可能是假证，“无结婚证编号、无双方身份证号、女方姓氏错写为“扬”不是常见的“杨”、办证日期为星期天非工作日、结婚照为两张单人照片拼接而成不是合影”。

邓飞对这张“这个多处不规范的结婚证证件”回应了几种可能性，“假的，但存在，是董志明自己找人做的“，”真的，也存在，是乡镇干部粗心大意胡乱办的”，还不无戏谑地表示了第三种可能性，“是徐州那边有人冒着刑事责任风险恶意刻章仿造政府部门文件，然后等我们作为线索提交徐州警方去捉他”。

评论区亦有网友表示猜测，‌“证是真的，办证人是真的，女方材料是假的，但当时就是流行这么随便领证”。

丰县宣传部相关人员回应财新记者的询问时说，‌已经关注到邓飞微博所发的杨某侠的结婚照片和由此引发的舆论，正在调查此事。

长子的出生日期

有网友提出的杨某侠的大儿子董某港出生日期是1997年3月，‌但董家称“捡到”杨某侠是1998年6月，与官方通报称董某港与杨某侠是母子关系存在矛盾。

对此，丰县宣传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丰县同名同姓的董某港有两个，‌一个出生于1997年，一个出生于1999年，杨某侠的大儿子出生于1999年，与官方通报不存在矛盾。

李莹与DNA比对

财新记者日前从李莹母亲梁晓清处了解到，‌此前警方已经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与李莹亲属进行过DNA比对。南充市顺庆区警方于春节前的1月30日采集了她的血液样本，“第二天区公安就电话告诉我，‌我和她的DNA样本比对结果是没有配上”。

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消息人士处获悉，‌南充公安和徐州公安对李莹母亲和“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各进行过一次DNA比对，结果均没有配对上，均运用常染色体STR多态性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梁晓清告诉财新记者，李莹出生于1984年7月20日，‌1996年12月6日走失，失踪地点位于南充市涪江路小学附近。她表示，”看了丰县被锁女子的视频，凭着母亲的直觉，‌从外貌上和口音上我觉得差异还是挺大的。李莹的鼻子比视频中的女子更塌平，李莹是内双眼皮，眼睛近视400度，看人眼神有点虚，而且我们南充的口音和视频中被锁女子差别很大。”

她还指出，“但现在网上比对的李莹照片不是我扫描上传的原始照片，网上的照片做过一些 #修正，看起来确实是像”。

梁晓清告诉财新记者，‌就李莹走失一事，近日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七人调查组，2月13日，公安人员从梁晓清家中拿走了李莹父亲（2015年去世）遗留的棉衣和李莹在1996年使用过的词典。

DNA鉴定与近亲关系

有网友质疑那八个孩子可能不都是出自同一个母亲或者同一个父亲，而可能是“近亲关系”。据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布的第三份情况通报，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一位法医物证学专家表示，‌近亲鉴定是目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即A的孩子实际上是A的父亲和A的妻子、或者A的兄弟和A的妻子所生，‌但A仍可能和这个孩子鉴定出亲子关系，因为此人和他的父亲、兄弟有很多一样的等位基因。他建议，要想把亲生父亲准确识别出来，一是要调查结合案情，二可以考虑增加精度，使用更多的基因座，三是孩子的爷爷、父亲和叔叔都来做双亲检测。(财新网1、2)(邓飞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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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情况（上）】

2022年2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事件发生以来，调查人员除在我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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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 睡前消息文稿：397期 解决丰县拐卖事件，你能付多少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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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这起拐卖虐待事件，‌代表了两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负面遗产，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时代；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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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问题，不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落后遗产的突出暴露。

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穷困，穷困不仅仅意味着底层日子不好过，还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在城市之外严格落实法律，只能默许乡村社区实行事实上的自治。...父母因为一点彩礼卖了女儿，抱着甩包袱的心态，把带有残疾的子女送人，这都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几乎不可能在工业化之前杜绝。

到了解放后，中国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起步慢，底子差，21世纪之前，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底色。丰县拐卖事件代表的人口贸易和家庭暴力，可以看做传统农业社会负面文化的最后一次展现。
...
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当时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严格受控的。...所以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买卖婚姻和换亲，很少影响到城市人口，所以人口贸易当时不是问题。

80年代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背景。首先，‌人民公社解体，放开了人口流动自由，农民攒点钱可以很容易在更落后的地区买妇女儿童。其次，市场经济逐步繁荣，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现金交易进行再分配。农民在生活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勒紧腰带能拿出来的现金更多，所以贩卖人口有利润。另外，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工业化导致农村女性自发向城市流动，在农村留下一大批单身男性。
...
法律不是公布个条款就能自动落实，必须全社会拿出足够的执法成本，同时给大多数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条件，法律才有意义。
...
最近十几年，拐卖人口问题逐渐消失，也不是因为中国颁布了新的法律，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导致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更深地嵌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周围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太容易被拐卖。同时，工业化给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技术，政府可以通过二代身份证、摄像头和更多的辅警来控制人口流动，所以人口贸易规模快速收缩。

但是，在摄像头之外，‌在那些生产生活比较孤立的地点，人口贸易和奴隶制问题还会频繁出现，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儿童。比如说前些年常说的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工厂，最近十几年还很常见的渔船奴隶问题，都证明了法律要靠社会条件来落实。...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要继续推行工业化，把所有劳动力都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要主动承认建立秩序需要投入成本；在司法方面，要承认绝对隐私和绝对安全不能共存，允许在数据保密的前提下，降低政府监督个人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消除和人口贸易有关的悲剧。

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社会背景和执法成本的问题，坚持要对丰县事件搞道德批判，认为只要在农村，在基层政府抓出坏人，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安抚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这一类自媒体内容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就是道德是一个动态概念，而且现在很多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之前几千年负面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只搞道德批判，只迎合普通人眼中的正面伦理道德，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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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亲情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足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丰县这位女性有8个孩子，还是要等视频上网才有人关心她的生活。而这八个子女自身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更值得担心。如果我们不喜欢类似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首先就要讨论政府权力如何监督家庭生活。

更何况丰县这件事，‌很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人员监督，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治疗。...如果社会舆论普遍认为20岁残疾女孩和55岁男人重组家庭不对，就应该赞同国家增加税收，建设一批福利院，雇佣护士，给所有残疾人一个体面的生活。...要照顾这上千万人口，起码要有几百万护士和护工，编制差不多等于军队和警察之和，在中国的国力有能力支撑这种福利之前，67岁的父亲，把残疾女儿托付给别人，还不收一分钱彩礼，应该被认为是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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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希望丰县的这位女性被铁链拴起来，首先就要讨论，全社会增加的这部分开支从哪里出钱，向谁加税。就算精神病患者得到了政府救助，能入院治疗，在中国当前尊重家庭权力的规则下，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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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现实，我希望观众在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改革，不要只对现实说不，而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方案，变成有目标，有成本核算的计划。否则，生了八个孩子的精神病患者这次得救了，但也很快会像德州方洋洋案件那样被淡忘，更多的弱者还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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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我认为丰县事件后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当然还是对历史上的负面问题做一个全面善后。以超出人口普查的力度，做全民DNA普查，查清每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是否有非自愿的迁徙行为，只要本人提出要求，就追究责任。如果民事赔偿不够，由政府出钱补足一个底线。如果因此出现了家庭破裂，未成年人养育问题，或者下一代基因缺陷问题，政府要有社会化抚养来收容。让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国对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有什么底线安排。

第二件是对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残疾人有妥善安置。前面说了，把精神病人交给家庭，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都不靠谱。如果中国没有决心一次性安置几百万精神病人，就不可能消灭他们的亲属安排的非正式婚姻。

第三件事是利用技术手段，预防人口贸易，避免奴隶制劳动，避免家庭暴力，我在180期节目提到过具体方案。那一期我分析了藏族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的问题，当时我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只是我们不能允许政府随意使用隐私数据，必须用技术和制度安排，由人大代表或者独立的公民代表来监控数据的使用。

这三个变革，无一例外都要花钱，要占用劳动力，还要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天底下没有凭空能做成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想看新闻的时候义愤填膺，过几个月淡忘之后再循环一遍，最好认真考虑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保护弱者，也提高自己的安全水平。

当然，只谈花钱，不谈赚钱，‌不是睡前消息的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被拐卖人口多到影响经济，而且典型家庭生了八个孩子，这说明也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生活有待改善。如果政府不干预，依然是每年发几百块钱就放任成长，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社会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依然是全社会的负资产。但如果政府通过家庭普查，剥夺所有不称职家长的抚养权，认真花一笔钱给这些孩子正常成长环境，必然可以在人口下降的年代新增一大批称职劳动力。社会主义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丰县这个案例虽然很残酷，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案例，向我们证明，如果不担心阶级下降，不担心生育影响妇女福利，生育率可以被刺激到很高。

我们不可能回到阶级固化，‌歧视妇女的年代，但可以从正向手段接近这两种状态。比如说，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可以消灭父母给孩子拼起跑线的压力；取消企业给怀孕妇女发放福利的义务，由国家统一发放生育工资和补贴，可以缓解生育对妇女的影响。2022年中国人口注定要下降，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刺激生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成长质量，如果还是坚持以家庭为单位来保障公民福利，恐怕以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去哪找自己的福利。
...内详👉(睡前消息)

#陕西 #榆林 #佳县 #女性 #精神疾病 #拐卖 #刑事拘留 #追诉时效

【陕西榆林发布关于佳县“小雨”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一、“小雨”系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

经调查，‌网上帖文所称“小雨”系指在榆林市佳县金明寺镇元团峁沟村与该村村民李某民共同生活的女子，现户籍登记名“陶某侠”，曾用名“唐小宇”。李某民，男，现年48岁，‌2018年3月在快手短视频平台注册，用户名为“我是李奇峰”，经常在快手平台上直播、发布反映其与“小雨”生活情况的视频。
（内详）
综合以上调查辨认、检验鉴定结果，‌认定“小雨”是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不是青海民族学院失踪的王国红。

二、“小雨”既往生活经历、走失过程

（一）据陶某文、陶某升（陶某侠的二叔）、陶某（陶某侠的姑姑）等陈述，1983年，“小雨”在佛坪县袁家庄街道袁家庄村出生。2002年5月，在佛坪县高中就读期间，出现言语混乱、精神错乱等状况。2002年6月，‌在洋县某卫生院精神科治疗。2003年6月，回到家中长期服药控制病情。2010年8月，在西安市周至县陶某家居住期间两次走失，第一次走失后8月31日被亲属从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回，此后再次走失。

（二）经调查，2010年9月，‌吴某娃在西安市鄠邑区某广场遇见“小雨”，见其精神不正常，遂带回自己家中。之后，吴某霞（吴某娃的姐姐）联系王某明（李某民的三哥），称其弟弟家中有一精神异常女子可介绍给李某民当媳妇，并索要所谓为该女子看病等花费的1万元。李某民从王某明处得知消息后，从榆林赶到鄠邑区，与王某明一起见到吴某霞和“小雨”等人。9月14日，李某民、王某明将8000元交给吴某霞、吴某娃，李某民带着“小雨”回到佳县共同生活至今。

2022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对吴某娃、吴某霞等涉嫌拐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李某民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已过追诉时效。

三、网传“小雨”遭受虐待等信息不实

针对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问题，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勘验、调阅相关资料、走访当地村民，医疗机构全面检查“小雨”身体状况。

（一）经调查，‌网传的山洞“监狱”实为李某民居住地周边山崖上的三处土窑，一处存放土豆、一处已坍塌、一处存放柴草，均未见栅栏、门窗等封闭围挡设施及安装痕迹。

（二）经调查，‌网传的“铁丝网”实为李某民居住地西侧鸡棚、羊舍安装的金属网护栏（约80厘米高）;“窗户上密集钢筋”实为窗户上安装的防盗窗；大门口和房顶的电线杆安装有两个摄像头，用于羊舍和院落安全防护。

（三）经调查，‌网传图片中“小雨”疑似脚底烫伤，实为“小雨”脚底污垢，且视频直播时踩上煤末。之后，李某民为澄清网民质疑，在视频直播中展示了“小雨”洗脚后无伤疤的正常情况。

（四）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陈述，“小雨”精神异常，生活不能自理，日常饮食起居由李某民照顾，未发现李某民虐待“小雨”等情形。

（五）据2022年3月3日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医院）、榆林市级医疗专家（精神科2名、神经内科1名、骨科1名）和3月6日西安大兴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体检结果，三次结果一致，“小雨”全身皮肤（包括双下肢、足底）未见明显疤痕、淤青、擦伤，四肢关节活动正常无畸形，脊柱、骨盆、四肢X线片未见陈旧性骨折愈合痕迹以及其他骨质异常。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信息不实。

四、网传“铁笼子”实为三轮车车棚

（一）经调查，‌2017年至2021年期间，李某民驾驶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2020年，李某民给三轮车安装了铁皮车棚（长160厘米、宽110厘米、高85厘米，正前方留有长35厘米、宽23厘米的窗口，正后方双开门，并配有门栓），用于遮挡风雨。因“小雨”生活不能自理，李某民接送儿子时都带着“小雨”，并在车棚内放置被子、凳子，行驶途中插住或者锁上车棚门。2021年，儿子住校后，李某民将车棚拆卸下来，一直作为养鸡棚使用，现置放于李某民居住地院墙外。

（二）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学校老师陈述，李某民经常驾驶带车棚的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综合以上调查，‌网传“铁笼子”实为李某民所有的三轮车铁皮车棚，网传“小雨”被囚禁的信息及图片不实。

五、户籍登记、独生子女证发放等情况

针对网络帖文中“小雨”户籍、《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小雨”女儿等情况，联合调查组调阅相关档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

（一）经调查，2019年5月22日，‌佳县公安局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调查核实，办理了“小雨”的户籍补录，登记姓名为“唐小宇”。2021年，佳县公安局发现“唐小宇”与佛坪县“陶某侠”户口重复，‌2月24日注销了“唐小宇”的户籍。

（二）经调查，2012年11月3日，“小雨”生育一子，佳县中医院违规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2014年5月25日，“小雨”生育一女，因无力抚养，李某民将该女送养给刘某兵（婚后未生育）；之后，刘某兵通过他人伪造了《出生医学证明》，原官庄乡刘泉塌村村委会未调查核实，出具了出生证明；2016年11月23日，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核查真伪，办理了该女的户籍登记。2013年3月27日，金明寺镇政府未严格审核确认，向李某民发放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六、“小雨”救助救治情况

“小雨”在佳县期间，‌民政部门将其纳为农村一类低保对象，医保部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后，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开展随访、健康指导等服务；评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后，民政、残联等部门发放年度生活补贴、护理补贴、精神病人服药补贴。

2022年3月13日，‌“小雨”在市县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赴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进行精神状态鉴定。据3月25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鉴定意见：“小雨”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发病期。3月29日，“小雨”被送往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同时落实专人照顾其儿子的学习、生活。后续，跟进做好“小雨”的康复治疗、生活保障及其儿子的教育资助、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

七、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处理情况

针对佳县“小雨”事件调查中发现的外来人口管理、户籍登记及《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等违规违纪问题，佳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对金明寺镇原党委书记李世英、原镇长郭耀文，‌金明寺镇党委书记牛宏伟、镇长徐喜军，金明寺镇原计生办主任石宗壮，金明寺派出所先后两任负责人方中格、薛世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锦涛，县中医院原副院长高艳，元团峁沟村驻村干部薛鑫鑫、原驻村干部马小波，元团峁沟村支部书记李宗圣，官庄便民服务中心刘泉塌村原支部书记刘建鹏等1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内详👉(央视新闻)